老龄化可怕 未富先老更可怕 比未富先老还可怕的是…(图)

最近看着各地抢房的新闻,不禁感慨,这么多人抢着增加自己的负债率,给自己加杠杆,把几代人的收入都扔到房地产里,美其名曰投资,但很可能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

其实,中国最大的楼市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巨大逆转,我们的出生率只有1.2%,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行列,属于是未富先老,特别是在广大的三四线城市地区,人口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东北的抚养比持续下降,企业养老金抚养比,黑龙江全国最低,已经降低到了1.33,吉林是1.53,重庆也只有1.77,辽宁是1.79,还有甘肃湖北都在2以下,这说明什么?说明2个年轻人,就要养一个退休的老人,生活压力非常大,而全国平均是2.87,差不多3个年轻人养1个老人,压力稍微轻一点的是北京,福建,都是5个人养一个老人,最没有压力的是广东人口相当年轻,10个年轻人养1个老人。自然而然广东也成了中国的经济第一大省,而东北则已经趋势性衰落,多少次振兴也没用,最后我们发现,越是东北振兴,去海南和秦皇岛买房的东北人就越多。

换句话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我们的年轻人都开始断崖式下跌,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在多年前,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1995年的日本劳动人口高峰,当时他们的人均GDP达到巅峰,为4.25万美元,甚至大比例超过了当时美国。而如今日本的人均GDP只是美国的一半。所以随着年轻人口下降,经济活力必然减退,这就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阻挡。但我们能够跟日本比较吗?答案是不能,日本当年很富,有衰老的资本,而我们现在的人均GDP才有8000美元,相当于日本1978年的水平。即使把全国最富的9个省拿出来,人均GDP过了1万美元,也顶多就相当于日本的1985年,所以中日从富裕水平来看差距是巨大的。就好比隔壁老王,给自己存了100万,踏踏实实的退休了,你也倒了退休年龄,但手里一共就20万,这笔钱根本就不够以后吃饭的,所以心里实在是没底。

另外,1万美元的人均GDP,这就是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历史上有很多国家都没有跨越过去,比如拉美那么多国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人口,年轻就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资本,日本韩国,都是在人口年轻的时候冲过去的,而拉美这些国家,则主要吃了人口年龄的亏,要扩大内需,从生产制造国变成消费国的时候,突然发现,国内消费动力不足,然后就只能退回到原来生产制造加出口换汇的老路上,但问题是,随着年龄增大,工作强度也上不来了,所以才会陷入衰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数据显示,90后人口已经大量下降了,1990年出生人口还有2600万万,到了1999年出生人口降低到了1150万,从各国的出生率来看,人口出生率一旦下降,绝不可能反弹,欧洲各国甚至直接发钱了,也没有任何作用。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一旦你进入了灯红酒绿的时代,生孩子就不再是唯一的娱乐活动。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老龄化趋势和出生率低的趋势已经不可逆,最近5年可能还体会不出来,但10年左右,就会有明显的反应。当70后进入退休年龄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老无所养,届时社会抚养比很可能全面降到2以下,养老金无以为继。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世界上唯一破解老龄化的方式就是打开移民,比如美国,他通过源源不断的移民,延后了自己的老龄化进程,欧洲现在也在逐渐放开移民,在全世界范围争抢人口,还有澳洲和加拿大,去过的人都知道,那里根本就没什么经济,跟中国差远了,全靠移民带来财富,养活当地人。日本韩国就不是移民国家,所以他们的老龄化压力巨大。中国也不是移民国家,所以在现有的框架下,确实很难解决,于是现在大家都在内部抢人,二三线城市疯了一样,争抢国内年轻人口,说白了这就是一场国内移民潮,抢到年轻人的地方,就能抢夺未来10年的财富,而被抢走年轻人地方,则会加速老龄化的进程。从现在看,广东未来还有巨大的潜力,整个东南沿海都在往福建移动,而北方的人口本来是要往北京去的,但北京却在严格控制人口,那么未来很可能会向雄安新区移动,如果雄安发展不及预期,那么北方人口将快速南移,还是会进入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区。这其中省会城市会吸纳全省的年轻人资源,所以未来很可能会发生一个情况,经济落后省就省会城市房价上涨,其他地方全部陷入萧条,经济衰退。而全国范围看,东南沿海和广东将维持比较好的增长,而北方大部分地区,会越来越挣扎在贫困线上。那些在三四线抢房的人,最后会得到一枚去库存荣誉勋章,仅此而已,他们争抢来的房子,自打买入之日起,2年后将再也没有变现的可能。

老龄化很可怕,但是未富先老更可怕,比未富先老还可怕的是,高负债的情况下老去,居民杠杆率虽然现在是55%,但对很多家庭来说,杠杆率其实已经超过了8成,未来30年都要在还贷中度过了。父母的养老金,孩子的教育费,自己的进修资金,家庭的医疗费,全都搭进了房贷里,只换来一个空洞洞的市值,但却仍然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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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民剁手!用掉全球四分之一紙箱(图)

中國網民瘋網購,用掉全球四分之一紙箱。取自參考消息網

數位化使得印刷和報紙用紙減少,但全球用紙的需求卻激增。尤其用紙需求最大的中國,占全球需求總量的四分之一。而導致中國大陆用紙需求擴大的原因是網購。

據瑞穗銀行產業調查部評估,到2022年,全球對作為紙箱原料的紙板的需求將達到2.7534億噸,比2016年增加17%。

但中國大陆在2022年的用紙需求,將比2016年增加22%,達到7200萬噸,占全球需求總量的四分之一。

參考消息指出,導致中國大陆用紙需求擴大的原因是網購。報導還指,中國大陆網購市場以每年增加一成的速度擴大,光是中國大陆最大電商阿里巴巴集團的雙十一活動,每年快遞紙箱數量超過300億個。

中國大陆網民剁手(狂熱購物),也創造了紙業的經濟奇蹟。從廢紙回收起家的中國大陆玖龍紙業公司,因為生產廢紙再生的環保牛卡紙,已躍居中國最大也是全球第二的箱板原紙產品生產商,更成世界最大的廢紙環保造紙集團。

5月初玖龍紙業還宣布收告美國緬因州及威斯康辛州兩家漿紙廠,幾乎只用手頭現金收購,積極跨出全球拓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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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鬼”五大作案招术曝光

近日,广东、贵州披露逾200多名中共纪委监察系统“内鬼”被查;陆媒曝光“内鬼”泄密、解套、施压等五大作案招术。

据大陆官方5月26日、27日消息,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广东170名纪检监察干部被查处;今年以来,贵州66名省纪检监察干部被处理。

“内鬼”的作案手法也被披露。

广东省纪委通报称,有的“内鬼”以摆平事儿为本事,大搞权钱交易;有的与老板和监督对象勾肩搭背,千方百计利用职权捞取好处;有的擅自处置问题线索,帮助有问题的干部打探消息、说情抹案;有的甚至利用手中权力寻租。

《法制晚报》5月27日的报导也披露“内鬼”五大作案招术。首先,泄密是“内鬼”最爱干的事之一。如,2017年6月5日,中纪委网站通报黑龙江省前纪委常委宋川的问题中,称其“泄露尚未公开的纪律审查信息,私自留存纪律审查资料。”

如,天津市纪委信访室前副主任刘忠利用掌握的一些信访举报信息,跟天津市前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前局长武长顺进行利益交换。

一些“内鬼”在收到好处后利用职权藏匿线索,把举报压下去。如新疆自治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前副主任陈方,私自留存纪律审查资料,私自扣押检举控告材料。

其次,“内鬼”最常见的权钱交易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前副主任明玉清曾帮甘肃省委前常委、前副省长虞海燕抹平问题,将相关线索作了结处理。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案件审理室前主任沈佳被抓后曾在电视里说:“该查的我绕开,避重就轻我查一下,走人了。那他能不感激吗?”据报导,沈佳先后收受了45个人的97次贿赂,数额达两千多万。

此外,还有的“内鬼”先收套,再解套。广东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前局长杜言以案谋私涉及的金额约1.5亿元,其一遇到能插手的案件,就先把涉案人置于死地,然后坐等对方焦急地上门求助,再慢慢为当事人解套,解套价码最低500万元,绝不讲价。

再者,“内鬼”往往还成为掮客,为上下级官员之间、官员与商人之间牵线搭桥。如,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前副处长袁卫华曾利用职权为其父的工程队和其他商人招揽项目,收受贿赂618万元。

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前主任魏健涉案总金额达数千万元,向其送钱送物的一百多人中有官员和老板。魏健受贿后,很多事情无法直接办,但他却能让一些地方官员帮其办。

黑龙江省前纪委常委宋川曾出面拉关系、搞审批,商人则送给他大连的一套房。宋川还以岳父的名义向商人转账230万“购房款”,随后又拿走商人的银行卡。

最后,“内鬼”利用一些官员对纪检监察干部心存“畏惧”的心理对其施压,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广东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前局长杜言多次插手法院案件审理,其过程中直接对法官讲“一定要怎么样”,并扬言你不怎么样的话“我要抓你”。

2016年12月,汕头纪委干部钟某受人请托为其解决个人宅基地分配问题,私自带领保安员前往当地居委会,以纪委办案的名义施压。

早在2006年就已落马的湖南郴州前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在任时,在郴州许多民营企业门口都高悬由市纪委牵头颁发的“郴州市纪委民营企业重点保护单位”牌匾。凡挂上此牌的企业直接受纪委保护,任何部门都不得干扰,而代价是企业每年向纪委交纳40万元。如果企业不交钱很难说会怎样,不少企业不得不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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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扫地机器人防窃贼?看家功能引热议(图)

图为LG电子扫地机器人拍下的窃贼身影。该盗贼听到相机启动的声音后仓皇逃离了现场。[照片由LG电子提供]

LG电子扫地机器人赶走趁主人不在时入户盗窃的盗贼,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生活在以色列中部霍隆地区的上班族柯比·奥杰尔(音)本月初通过智能手机收到一张照片,令他大吃一惊。这是LG电子扫地机器人(见照片)从他家里传来的照片,拍下了小偷打开房门进入房间的情况。扫地机器人预先被设为“看家模式(home guard)”,在感应到房间里的动作后拍下照片并传给了主人。在扫地机器人传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小偷打开房门进入房间以及听到拍照声音后仓皇失措的样子。

奥杰尔看到照片中的小偷身影后报警,避免了财产损失。以色列警方了解到,小偷当时在听到扫地机器人的拍照声音后,立刻仓皇逃离了现场。

LG扫地机器人

奥杰尔后来致电LG电子客服中心表示感谢,人们才得知了这一情况。此后以色列电视节目也报道了这一事件,赶走小偷的扫地机器人在以色列吸引了广泛热议。

扫地机器人能够拍下小偷的照片并发给主人,主要得益于机器搭载的“看家”功能。将扫地机器人设为看家模式之后,即使主人因休假或出差而长期不在家中时,也可以随时用智能手机查看家中情况。LG电子最近在韩国国内推出的“Code Zero R9 ThinQ”也搭载了看家功能。通过LG电子开发的人工智能(AI)平台“Deep ThinQ”,扫地机器人可以学习并记忆家中的结构,区分椅子和沙发等各种障碍物种类。LG电子的相关人士表示“我们在2003年领先国内企业率先推出扫地机器人之后,一直在为产品增加物体识别和人工智能等各种新技术”。

LG电子正不断扩大搭载自主人工智能平台“ThinQ”的产品群。最近推出的高端智能手机G7也搭载了“ThinQ”。LG电子副社长柳在哲说“我们将不断以LG独有的特色技术为基础,推出创新产品,提高顾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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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炒房团的疯狂17年:有人一年把110万翻成1000万

4月,朝鲜宣布废弃核试验场,朝韩领导人又跨越了“三八线”,让鸭绿江对岸的一群人立马亢奋了起来。

一天后,他们开着豪车、打着“飞的”,涌进了丹东这个与朝鲜一江之隔的小城。“你去丹东买房了吗”,成了炒房团成员之间最新的问候语,他们让这座城市的房价一夜暴涨57%,环比领涨全国。

提起炒房团,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在前面加“温州”。他们的暴富缘起、花样翻新,时至今日,仍然在不同的城、不同的人身上轮番上演。

2001年8月18日,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厢,浩浩荡荡抵达上海。他们不为旅游探亲做生意,而是在《温州晚报》的组织下,专程到上海来买房。

温州人砸下5000万,让上海人大喜过望。两个月后,又一波温州看房团莅临,成交8000万。

就这样,温州看房团在惊人的豪买中,跃上历史舞台。

上世纪90年代,温州中小企业异军突起,大小老板个个手握百万,四处为钱找出路。此时,中国房地产业和城镇化的趋势渐起,嗅觉灵敏的温州人迅速从1998年开始涌入温州楼市。短短3年,把温州房价从2000元/平方米炒到7000元/平方米。

但温州人很快发现,500公里外的上海,才是风险更低、空间更高的地产价值洼地。

上世纪80年代,一批温州人来到上海北京东路,扎堆开出了上百家电器店,打造出不折不扣的“温州街”。他们做生意、开市场、安家置业,成为典型的“新上海人”。遥望上海3000元/平方米的房价,温州人都不淡定了。

很难想象,1994年为振兴房价,上海市推出过一个大利好:买房就送蓝印户口,一并解决子女读书、就业问题。温州人大喜过望,看准了机会来抢房,迅速与上海的开发商看对了眼。

零敲碎打的买卖规模小,上海开发商干脆在《温州晚报》上投广告。结果天雷勾动地火,迅速点燃了温州人的"激情"。由于人太多,《温州晚报》干脆组织了个看房团奔赴上海。

人们简直发现了一块新大陆,立刻把看房团的商业模式运作了起来。上海开发商迅速在温州三大报(《温州晚报》、《温州都市报》、《温州商报》)上猛砸广告,让报社变成了“看房旅行社”,3年间组织温州看房团近百次,次次爆满;《温州晚报》甚至趁势成立购房俱乐部,会员一度超过6000人。

“温州炒房团”迅速横扫中国,每到一处都掀起购房狂潮,引发的叫好与声讨都不绝于耳。有媒体估算,当年的“温州炒房团”号称规模10万,携资1000亿。这些数字显然并不确切,但它确实显示出民间的炒房资本正横扫一切。

印象中,“温州炒房团”通常一掷千金,让人以为个个是老板,其实并非如此。炒房团成员复杂,老板、白领、村民都有,甚至包括赋闲在家的太太和老太太。温州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炒房热一起,男人们没空走四方,太太们就带着钞票闯天下。

在温州农村,还有一股令人咋舌的“金融力量”——老太太。她们其貌不扬,却是村里公认的资金枢纽,讲信用、有地位;谁有闲钱,都会到老太太那去登记寄存,利息高、有保障。借钱融资数百万,老太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信用极佳,以至于被戏称为“老太太银行”。这些老太太,一度把持着温州农村的金融命脉,借钱利息则高达20%,也非寻常人都敢借。

温州媒体则看准了“太太”们手握重金,迅速组织起“太太看房团”。“太太们”犹如旋风,横扫上海房展会。比对着温州的高房价,觉得哪儿的房子都便宜。

不管干什么,温州人都爱抱团,做生意、炒房皆如此。起初,看房团是希望买房时能有个商量,一群人共进退,都相中的楼盘肯定错不了。另外,抱团买房能跟开发商集体砍价,折扣肯定比一个人来得大。

很快,江湖上便流传起各色温州人的炒房故事。

2002年,某温州炒房人以120万的首付在上海狂买20套商住房,每套约20平方米。然后,他为每套房配齐家具后出租,以每月每套3000元的租金顶按揭,每个月还净赚2万。两年后,房价暴涨一倍,再将房子全部脱手。 

接着,温州某老板腰挂35把别墅钥匙的消息传遍网络。但故事被多家媒体转载后,腰上钥匙的数量开始模糊不清,从22把到72把不等。有人表示,确实见过一位腰挂60把钥匙的温州炒家,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收租金,一天两户,一月收完。更离奇的是,这位大富豪竟然挤着公交去收租,让人误以为是收水电费的。

几乎所有的售楼处都能传出大同小异的温州炒房故事。他们大都是西装笔挺、面色灰黄的中年人,一口浓重的江浙口音,跟漂亮的售楼小姐站一起简直自惭形秽,却在人们最初鄙夷的目光中扔下几麻袋现金,几层或几幢地买楼,让所有人在财富面前大惊失色。类似的故事越来越多,极富视觉和心理冲击力。人们在惊叹于温州人太有钱的同时,也在飞涨的房价面前失去了任何抵抗力。

炒房团不是老板们的专利,工薪白领、机关干部都参与其中。据说苍南县某机关干部,听说上海有块好地,被人撺掇着合伙“拿下”,便一狠心一跺脚卖了自家的房,搬进了出租屋。他跟着炒房团合资拿下土地搞房产开发,一年就把110万投资翻成了1000万。

温州人有多狠,炒房前敢让自己无家可归;温州人有多疯,炒起房来全村全家总动员,老太太都敢来上阵。

“温州炒房团”迅速“攻占”上海、杭州,接着开始向全国进军。他们足迹遍及各大中心与省会城市,后来连二线、三线城市也不放过。他们往往大批采购,连片购买,不为居住,只为收租或转手套利,俨然成为操纵楼市的资本大鳄。

地产开发商们大喜过望。2004年干脆在温州举办全国房展会,为期4天,引人10万,让所有人大惊失色。5000多平方米的展厅中人山人海,现场签约的买房人成群结队。最终,房展会成交额逼近15亿,人们第一次见识到温州人像买菜一样买房子。

“温州炒房团”不仅买的多、买的急,他们的炒作手法也不一般。

通常情况下,炒房团先集中拿下几个楼盘。然后,统一商量出个高价,报到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挂牌,让人们感觉到房价涨了。而在炒房团内部,又会订立“同盟条约”,谁也不许低价出手,否则会被“清理门户”。温州人价格同盟这招简直战无不胜,足以为抛售房产创造出令人满意的价格空间。

很快,有人觉得不过瘾,干脆在楼盘边开家地产中介公司,专注炒高自家楼盘。本地人只见房价飙涨,不知内在玄机,时间一长,渐渐也认同了高价。

来自温州农村的大量小炒家,则以家族或同乡集资参股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史无前例的炒房盛宴当中。他们集中大笔资金,以口头托付的形式委托给牵头人,让他跟随炒房团四处豪买。炒房委托人则不仅懂得观察各个城市的城市规划、政策风险、楼盘地段,还会特别考察当地的二手房市场,估计有无炒作空间、退出机制,绝不做无谓冒险。而一旦看准,便会迅速出手,联手杀价后又联手提价。这种集资炒家最看重风险,有时候为了快速获利,甚至会直接转手卖给其他炒家,赚的就是个万无一失。

即便本金极少的“房虫”,也有独有的炒房之道——炒房号。他们看准了热销楼盘后,或给售房员回扣直接拿房号,或一天100雇农民工排队拿号,再以数千或上万的价格将房号转卖。这种炒作方式极其经典,至今都能见到这种炒作手法的各类翻版。

2004年,温州几乎陷入“全民炒房”。而全国性的房价上涨,使老百姓对房价怨声载道,人们开始炮轰“温州炒房团”,认定他们正是炒高房价的罪魁祸首。

但“温州炒房团”所过之处,当地百姓也在恐慌性上涨中飞奔入场,并掀起了新一轮涨幅。这种互为因果的纠缠,让人完全理不清其中的是非。

在令人担忧的2005年,“温州炒房团”进京了。

长久以来,北京被“温州炒房团”视为“禁地”。这其中,有对政治中心的一份敬畏,另一个原因则是当年北京二手房市场远比上海、杭州等地落后,套现不便。另有种说法,90年代大批温州人曾在北京爆炒期货、遭遇惨败,从此将北京视为“破财之地”。

2005年,长三角地区房价飙升,北京成为典型的价值洼地。多个楼盘惊现“温州炒房团”排队扫楼的身影。半年间,温州流向京城楼市的资金就高达50多亿。

此时,另一支实力雄厚、姿态低调的炒房团也潜入北京,这就是以煤老板为主力的“山西炒房团”。他们开豪车买豪宅,在北京最高档的楼盘出没,远非常人得见,却一度惊动了建设部。

温州人北上,山西人南下,就此奠定当年两大炒房团的炒作格局。

政府的忧虑迅速升级,重拳打击“短炒房”的政策迅速出炉:央行率先出手,调整住房贷款利率;接着,上海、深圳等地银行叫停“一年内转按揭”,要求短炒卖家必须先付清银行贷款,遏制投机。

调控来势很猛,不少媒体开始正式宣告“全民炒房时代终结”。

起初,调控效果并不明显。大量地下“垫资”公司悄然涌现,让变相“转按揭”大行其道;炒房客只要适当提高首付比例,就能将调控效果规避于无形;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银行间虽然停办了转按揭,但买卖双方要是在一家银行办贷款,竟可以照办不误。

当然,持续性的宏观调控,终于让楼市渐渐变冷。“温州炒房团”中,有人胜利出逃,有人高位套牢。媒体则选择性报道部分被套炒房人的惨状,以印证调控政策的巨大效果。但总体说来,“温州炒房团”并不比其他买房人处境更差,他们入市更早、买价更低、融资能力更强。而不少本地跟风的炒房人,既没有“温州炒房团”的资本实力,又没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只能在这轮调控寒冬中独自苦捱。

调控在深入,“温州炒房团”也很快有了新玩法。

2006年,一些“温州炒房团”在北京继续扫楼。他们抛出几十套房的大单,要求开发商提供7.5-8折的优惠。这与人们熟知的炒房套路没什么不同。但达成交易后,手法开始大变。

折扣谈妥后,炒房人会象征性地先交一部分订金,但并不急于签合同,目的是为了找到真正的买房下家后,直接转手更方便。要是实在拖不下去,也只会签合同付首付,但不会办理按揭,这样下家按加价后的首付直接付款给炒家即可,彻底规避了政策中不允许的转按揭问题。而前期签订的购房合同,则由销售人员直接撤销、变更。

这其中,最大的技术难题是撤销买卖合同。

按规定,合同一签订就需要在政府管理部门备案,撤销并非易事。但对“专业”的销售人员来说,撤销合同的理由大把,购房人身份资格有问题、销售人员疏忽导致合同出问题等,都是最正当的理由。合同撤销后,销售人员便会与下家签订新的购房合同,下家交完首付款后,炒房人就能与销售人员分成了。

这种炒房手法极为隐蔽,且规避掉了所有的政策风险和交易税费,深受售楼人员欢迎,因而在部分“温州炒房团”中大行其道。而炒作模式一旦成熟,炒房团甚至与开发商心照不宣,交完订金后啥也不用干,剩下事自然有人会办得妥妥当当。至于售楼找下家这事,真正的买房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房子是开发商的还是炒房团的,挑中一套就退一套,炒房团可坐收渔利。

在北京,有楼盘甚至出现过100%被退过的情况,这显然是炒房团兴风作浪所致。

2005年的地产调控,总的说来对炒房团影响有限。一些炒房人靠着钻空子得以幸运躲过,于是开始麻痹大意,认为调控不过如此。他们继续在楼市大抄底,却与2006年的“国六条”、九部委的“37号文件”撞上,顿时傻了眼。大部分温州炒房人开始直面寒冬,少部分人默默在房价更低的二三线城市出手商铺,寻求其他机会。

调控风正紧,2007年的风头却被一支新崛起的势力抢了去,这就是深圳炒房团。

他们在深圳打拼多年,成为财富新贵后,先是在惠州、东莞、广州等周边城市狂买,接着返回各自家乡的省会城市豪购,或自住或孝敬父母,又有衣锦还乡的高调得意.

深圳炒房团远比“温州炒房团”复杂多样。他们以四川、湖南、湖北人为主,重庆、成都、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成为他们“扫荡”的重点。有媒体极度渲染深圳炒房团更加可怕,甚至有出手买下1300套房的“神迹”,一看就是子虚乌有。但各地房价飞涨,人们内心很需要抨击这样的“害群之马”,以宣泄对高房价的极度不满。

长沙人的抵制最激情火爆,不少小区和街道都打出“抵制深圳炒房团”的横幅,更有人发出《深圳炒房团滚回深圳去吧》的网络热帖,令深圳炒房团一时人人喊打。但普通百姓对高房价的焦虑愤怒也只能如此发泄,指责炒房团,逻辑上很合理,行为上更安全。

此时,最能与深圳炒房团内心共鸣的,大概就是“温州炒房团”了。地产调控让真正的温州炒房人极尽隐忍、奋力解套,但全国各地的开发商却开开心心地“炒”起了“温州人”。

许多楼盘开盘前,竟赫然打出“欢迎温州看房团”的横幅,让本地人神经紧张。殊不知,这时的“温州炒房团”大多是“李鬼”,他们其实是靠表演来哄抬房价的。

“温州房托团”成为某些开发商导演的炒房真人秀。他们以几百块一天的“工资”,拉几百个温州人到楼盘表演。在“欢迎温州置业团”横幅下,“温州老板”挤满售楼处。开发商要求“表演团”人人穿西装,手拿软中华,甚至有“台词”要求,比如要说“整层买是不是能打折”,语气要表现出“这个地段房价是跌不下来的”。表演结束后,就能拿着钱和礼品走人。

据说“生意”最忙时,房托们还要赶场,出场费甚至与楼盘销售挂钩,每人从几千到上万不等。接着,开发商就发动媒体广而告之,把“温州炒房团”出手的盛况大肆炒作,效果屡试不爽。

“温州房托团”的戏码在社会上演绎多年,虽然早经媒体曝光,但在各地仍有上演。不少买房人都因此“上当”,但极少有人去揭露抱怨,毕竟“上当”的买房人,如今都成了高房价的直接受益者。

假炒房团兴风作浪,但真炒房团并没闲着。他们的炒作手法步步升级。

2008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中国的调控如火如荼,炒房被套的温州人却固守着价格同盟,与开发商一起“不降价”。然而,连开发商都快扛不住了,不回笼资金就得死。于是,万能的“温州炒房团”再度出手,变身“借贷团”,自己赚钱的同时又帮着扛住了高房价、挽救了一些中小开发商。

此时,一些资金雄厚的炒房团变身私募基金。他们坐拥数十亿,专在房地产市场渔猎半拉子工程和烂尾楼,不再几十套房那样小打小闹,而是整个楼盘、多个项目的大规模运作。表面上他们还是整层整片地豪买,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干的是为开发商套取银行资金的活,同时为自己博取无风险利差。

这种炒作手法匪夷所思,操作手法则令人叫绝。比如,中小开发商在临近年关时,现金流将近枯竭,炒房团便买上一片房,让开发商拿到20%-30%的首付款,并从银行拿到贷出的剩余房款,就此度过难关。

但炒房团并不是真买房子,他们与开发商还有秘密条款:首付款其实是给开发商的借款,每月需支付高达5%-9%的利息;银行贷款仍要开发商偿还。至于房子,开发商可以视资金能力,寻机回购。如果借款协议到期,开发商仍无力回购,那么炒房团将会以5-7折的价格拥有房产。

显然,法律不保护这种变相高利贷,但“温州炒房团”已经谋划好了一切:利息会折价计入首付款中,表面没有任何违规。这种借贷方式,实际上是炒房团与开发商的一种对赌:炒房团赌的是房价不可能再度大降,并赚取无风险的利息;开发商赌的则是楼市能在借款期内回暖,同时维持住楼盘高价,扛过地产调控的冬天。

房价走势的历史证明,他们都赌赢了,再次赚得盆满钵溢。

2008年年底,伴随着“四万亿计划”和“国十条”,各路炒房团再次扑向楼市,迎来房地产的触底反弹。

炒房团从此失去新鲜故事,重复着以往的循环:繁荣时四处抢楼,调控时又隐匿躲藏。媒体笔下,炒房团“覆灭”好几次,次次都“退出历史舞台”,却在一遍遍房价暴涨中,刷新人们的世界观。

中国的房价坚决而稳步地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等待,孤注一掷地搭上了“地产飞车”。全民买房,让炒房团界限模糊。买了房的人,在成为高房价受害者的同时,又庆幸自己是受益者;没买房的很多人,如今已经不指望这事了。

2018年4月,丹东的房价借着朝韩和解冲上云霄,在遭遇疯抢的“温州城”等楼盘背后,再度浮现出温州老板的神秘身影。

“打电话订两套”、“打飞的来买房”,甚至有人花两亿元整栋扫楼,让丹东房价两天暴涨57%……外界纷纷感慨,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就在炒房团还憧憬着丹东房价“破万”之际,却迎来丹东严格限购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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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炒房团的疯狂17年:有人一年把110万翻成1000万

4月,朝鲜宣布废弃核试验场,朝韩领导人又跨越了“三八线”,让鸭绿江对岸的一群人立马亢奋了起来。

一天后,他们开着豪车、打着“飞的”,涌进了丹东这个与朝鲜一江之隔的小城。“你去丹东买房了吗”,成了炒房团成员之间最新的问候语,他们让这座城市的房价一夜暴涨57%,环比领涨全国。

提起炒房团,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在前面加“温州”。他们的暴富缘起、花样翻新,时至今日,仍然在不同的城、不同的人身上轮番上演。

2001年8月18日,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厢,浩浩荡荡抵达上海。他们不为旅游探亲做生意,而是在《温州晚报》的组织下,专程到上海来买房。

温州人砸下5000万,让上海人大喜过望。两个月后,又一波温州看房团莅临,成交8000万。

就这样,温州看房团在惊人的豪买中,跃上历史舞台。

上世纪90年代,温州中小企业异军突起,大小老板个个手握百万,四处为钱找出路。此时,中国房地产业和城镇化的趋势渐起,嗅觉灵敏的温州人迅速从1998年开始涌入温州楼市。短短3年,把温州房价从2000元/平方米炒到7000元/平方米。

但温州人很快发现,500公里外的上海,才是风险更低、空间更高的地产价值洼地。

上世纪80年代,一批温州人来到上海北京东路,扎堆开出了上百家电器店,打造出不折不扣的“温州街”。他们做生意、开市场、安家置业,成为典型的“新上海人”。遥望上海3000元/平方米的房价,温州人都不淡定了。

很难想象,1994年为振兴房价,上海市推出过一个大利好:买房就送蓝印户口,一并解决子女读书、就业问题。温州人大喜过望,看准了机会来抢房,迅速与上海的开发商看对了眼。

零敲碎打的买卖规模小,上海开发商干脆在《温州晚报》上投广告。结果天雷勾动地火,迅速点燃了温州人的"激情"。由于人太多,《温州晚报》干脆组织了个看房团奔赴上海。

人们简直发现了一块新大陆,立刻把看房团的商业模式运作了起来。上海开发商迅速在温州三大报(《温州晚报》、《温州都市报》、《温州商报》)上猛砸广告,让报社变成了“看房旅行社”,3年间组织温州看房团近百次,次次爆满;《温州晚报》甚至趁势成立购房俱乐部,会员一度超过6000人。

“温州炒房团”迅速横扫中国,每到一处都掀起购房狂潮,引发的叫好与声讨都不绝于耳。有媒体估算,当年的“温州炒房团”号称规模10万,携资1000亿。这些数字显然并不确切,但它确实显示出民间的炒房资本正横扫一切。

印象中,“温州炒房团”通常一掷千金,让人以为个个是老板,其实并非如此。炒房团成员复杂,老板、白领、村民都有,甚至包括赋闲在家的太太和老太太。温州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炒房热一起,男人们没空走四方,太太们就带着钞票闯天下。

在温州农村,还有一股令人咋舌的“金融力量”——老太太。她们其貌不扬,却是村里公认的资金枢纽,讲信用、有地位;谁有闲钱,都会到老太太那去登记寄存,利息高、有保障。借钱融资数百万,老太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信用极佳,以至于被戏称为“老太太银行”。这些老太太,一度把持着温州农村的金融命脉,借钱利息则高达20%,也非寻常人都敢借。

温州媒体则看准了“太太”们手握重金,迅速组织起“太太看房团”。“太太们”犹如旋风,横扫上海房展会。比对着温州的高房价,觉得哪儿的房子都便宜。

不管干什么,温州人都爱抱团,做生意、炒房皆如此。起初,看房团是希望买房时能有个商量,一群人共进退,都相中的楼盘肯定错不了。另外,抱团买房能跟开发商集体砍价,折扣肯定比一个人来得大。

很快,江湖上便流传起各色温州人的炒房故事。

2002年,某温州炒房人以120万的首付在上海狂买20套商住房,每套约20平方米。然后,他为每套房配齐家具后出租,以每月每套3000元的租金顶按揭,每个月还净赚2万。两年后,房价暴涨一倍,再将房子全部脱手。 

接着,温州某老板腰挂35把别墅钥匙的消息传遍网络。但故事被多家媒体转载后,腰上钥匙的数量开始模糊不清,从22把到72把不等。有人表示,确实见过一位腰挂60把钥匙的温州炒家,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收租金,一天两户,一月收完。更离奇的是,这位大富豪竟然挤着公交去收租,让人误以为是收水电费的。

几乎所有的售楼处都能传出大同小异的温州炒房故事。他们大都是西装笔挺、面色灰黄的中年人,一口浓重的江浙口音,跟漂亮的售楼小姐站一起简直自惭形秽,却在人们最初鄙夷的目光中扔下几麻袋现金,几层或几幢地买楼,让所有人在财富面前大惊失色。类似的故事越来越多,极富视觉和心理冲击力。人们在惊叹于温州人太有钱的同时,也在飞涨的房价面前失去了任何抵抗力。

炒房团不是老板们的专利,工薪白领、机关干部都参与其中。据说苍南县某机关干部,听说上海有块好地,被人撺掇着合伙“拿下”,便一狠心一跺脚卖了自家的房,搬进了出租屋。他跟着炒房团合资拿下土地搞房产开发,一年就把110万投资翻成了1000万。

温州人有多狠,炒房前敢让自己无家可归;温州人有多疯,炒起房来全村全家总动员,老太太都敢来上阵。

“温州炒房团”迅速“攻占”上海、杭州,接着开始向全国进军。他们足迹遍及各大中心与省会城市,后来连二线、三线城市也不放过。他们往往大批采购,连片购买,不为居住,只为收租或转手套利,俨然成为操纵楼市的资本大鳄。

地产开发商们大喜过望。2004年干脆在温州举办全国房展会,为期4天,引人10万,让所有人大惊失色。5000多平方米的展厅中人山人海,现场签约的买房人成群结队。最终,房展会成交额逼近15亿,人们第一次见识到温州人像买菜一样买房子。

“温州炒房团”不仅买的多、买的急,他们的炒作手法也不一般。

通常情况下,炒房团先集中拿下几个楼盘。然后,统一商量出个高价,报到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挂牌,让人们感觉到房价涨了。而在炒房团内部,又会订立“同盟条约”,谁也不许低价出手,否则会被“清理门户”。温州人价格同盟这招简直战无不胜,足以为抛售房产创造出令人满意的价格空间。

很快,有人觉得不过瘾,干脆在楼盘边开家地产中介公司,专注炒高自家楼盘。本地人只见房价飙涨,不知内在玄机,时间一长,渐渐也认同了高价。

来自温州农村的大量小炒家,则以家族或同乡集资参股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史无前例的炒房盛宴当中。他们集中大笔资金,以口头托付的形式委托给牵头人,让他跟随炒房团四处豪买。炒房委托人则不仅懂得观察各个城市的城市规划、政策风险、楼盘地段,还会特别考察当地的二手房市场,估计有无炒作空间、退出机制,绝不做无谓冒险。而一旦看准,便会迅速出手,联手杀价后又联手提价。这种集资炒家最看重风险,有时候为了快速获利,甚至会直接转手卖给其他炒家,赚的就是个万无一失。

即便本金极少的“房虫”,也有独有的炒房之道——炒房号。他们看准了热销楼盘后,或给售房员回扣直接拿房号,或一天100雇农民工排队拿号,再以数千或上万的价格将房号转卖。这种炒作方式极其经典,至今都能见到这种炒作手法的各类翻版。

2004年,温州几乎陷入“全民炒房”。而全国性的房价上涨,使老百姓对房价怨声载道,人们开始炮轰“温州炒房团”,认定他们正是炒高房价的罪魁祸首。

但“温州炒房团”所过之处,当地百姓也在恐慌性上涨中飞奔入场,并掀起了新一轮涨幅。这种互为因果的纠缠,让人完全理不清其中的是非。

在令人担忧的2005年,“温州炒房团”进京了。

长久以来,北京被“温州炒房团”视为“禁地”。这其中,有对政治中心的一份敬畏,另一个原因则是当年北京二手房市场远比上海、杭州等地落后,套现不便。另有种说法,90年代大批温州人曾在北京爆炒期货、遭遇惨败,从此将北京视为“破财之地”。

2005年,长三角地区房价飙升,北京成为典型的价值洼地。多个楼盘惊现“温州炒房团”排队扫楼的身影。半年间,温州流向京城楼市的资金就高达50多亿。

此时,另一支实力雄厚、姿态低调的炒房团也潜入北京,这就是以煤老板为主力的“山西炒房团”。他们开豪车买豪宅,在北京最高档的楼盘出没,远非常人得见,却一度惊动了建设部。

温州人北上,山西人南下,就此奠定当年两大炒房团的炒作格局。

政府的忧虑迅速升级,重拳打击“短炒房”的政策迅速出炉:央行率先出手,调整住房贷款利率;接着,上海、深圳等地银行叫停“一年内转按揭”,要求短炒卖家必须先付清银行贷款,遏制投机。

调控来势很猛,不少媒体开始正式宣告“全民炒房时代终结”。

起初,调控效果并不明显。大量地下“垫资”公司悄然涌现,让变相“转按揭”大行其道;炒房客只要适当提高首付比例,就能将调控效果规避于无形;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银行间虽然停办了转按揭,但买卖双方要是在一家银行办贷款,竟可以照办不误。

当然,持续性的宏观调控,终于让楼市渐渐变冷。“温州炒房团”中,有人胜利出逃,有人高位套牢。媒体则选择性报道部分被套炒房人的惨状,以印证调控政策的巨大效果。但总体说来,“温州炒房团”并不比其他买房人处境更差,他们入市更早、买价更低、融资能力更强。而不少本地跟风的炒房人,既没有“温州炒房团”的资本实力,又没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只能在这轮调控寒冬中独自苦捱。

调控在深入,“温州炒房团”也很快有了新玩法。

2006年,一些“温州炒房团”在北京继续扫楼。他们抛出几十套房的大单,要求开发商提供7.5-8折的优惠。这与人们熟知的炒房套路没什么不同。但达成交易后,手法开始大变。

折扣谈妥后,炒房人会象征性地先交一部分订金,但并不急于签合同,目的是为了找到真正的买房下家后,直接转手更方便。要是实在拖不下去,也只会签合同付首付,但不会办理按揭,这样下家按加价后的首付直接付款给炒家即可,彻底规避了政策中不允许的转按揭问题。而前期签订的购房合同,则由销售人员直接撤销、变更。

这其中,最大的技术难题是撤销买卖合同。

按规定,合同一签订就需要在政府管理部门备案,撤销并非易事。但对“专业”的销售人员来说,撤销合同的理由大把,购房人身份资格有问题、销售人员疏忽导致合同出问题等,都是最正当的理由。合同撤销后,销售人员便会与下家签订新的购房合同,下家交完首付款后,炒房人就能与销售人员分成了。

这种炒房手法极为隐蔽,且规避掉了所有的政策风险和交易税费,深受售楼人员欢迎,因而在部分“温州炒房团”中大行其道。而炒作模式一旦成熟,炒房团甚至与开发商心照不宣,交完订金后啥也不用干,剩下事自然有人会办得妥妥当当。至于售楼找下家这事,真正的买房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房子是开发商的还是炒房团的,挑中一套就退一套,炒房团可坐收渔利。

在北京,有楼盘甚至出现过100%被退过的情况,这显然是炒房团兴风作浪所致。

2005年的地产调控,总的说来对炒房团影响有限。一些炒房人靠着钻空子得以幸运躲过,于是开始麻痹大意,认为调控不过如此。他们继续在楼市大抄底,却与2006年的“国六条”、九部委的“37号文件”撞上,顿时傻了眼。大部分温州炒房人开始直面寒冬,少部分人默默在房价更低的二三线城市出手商铺,寻求其他机会。

调控风正紧,2007年的风头却被一支新崛起的势力抢了去,这就是深圳炒房团。

他们在深圳打拼多年,成为财富新贵后,先是在惠州、东莞、广州等周边城市狂买,接着返回各自家乡的省会城市豪购,或自住或孝敬父母,又有衣锦还乡的高调得意.

深圳炒房团远比“温州炒房团”复杂多样。他们以四川、湖南、湖北人为主,重庆、成都、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成为他们“扫荡”的重点。有媒体极度渲染深圳炒房团更加可怕,甚至有出手买下1300套房的“神迹”,一看就是子虚乌有。但各地房价飞涨,人们内心很需要抨击这样的“害群之马”,以宣泄对高房价的极度不满。

长沙人的抵制最激情火爆,不少小区和街道都打出“抵制深圳炒房团”的横幅,更有人发出《深圳炒房团滚回深圳去吧》的网络热帖,令深圳炒房团一时人人喊打。但普通百姓对高房价的焦虑愤怒也只能如此发泄,指责炒房团,逻辑上很合理,行为上更安全。

此时,最能与深圳炒房团内心共鸣的,大概就是“温州炒房团”了。地产调控让真正的温州炒房人极尽隐忍、奋力解套,但全国各地的开发商却开开心心地“炒”起了“温州人”。

许多楼盘开盘前,竟赫然打出“欢迎温州看房团”的横幅,让本地人神经紧张。殊不知,这时的“温州炒房团”大多是“李鬼”,他们其实是靠表演来哄抬房价的。

“温州房托团”成为某些开发商导演的炒房真人秀。他们以几百块一天的“工资”,拉几百个温州人到楼盘表演。在“欢迎温州置业团”横幅下,“温州老板”挤满售楼处。开发商要求“表演团”人人穿西装,手拿软中华,甚至有“台词”要求,比如要说“整层买是不是能打折”,语气要表现出“这个地段房价是跌不下来的”。表演结束后,就能拿着钱和礼品走人。

据说“生意”最忙时,房托们还要赶场,出场费甚至与楼盘销售挂钩,每人从几千到上万不等。接着,开发商就发动媒体广而告之,把“温州炒房团”出手的盛况大肆炒作,效果屡试不爽。

“温州房托团”的戏码在社会上演绎多年,虽然早经媒体曝光,但在各地仍有上演。不少买房人都因此“上当”,但极少有人去揭露抱怨,毕竟“上当”的买房人,如今都成了高房价的直接受益者。

假炒房团兴风作浪,但真炒房团并没闲着。他们的炒作手法步步升级。

2008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中国的调控如火如荼,炒房被套的温州人却固守着价格同盟,与开发商一起“不降价”。然而,连开发商都快扛不住了,不回笼资金就得死。于是,万能的“温州炒房团”再度出手,变身“借贷团”,自己赚钱的同时又帮着扛住了高房价、挽救了一些中小开发商。

此时,一些资金雄厚的炒房团变身私募基金。他们坐拥数十亿,专在房地产市场渔猎半拉子工程和烂尾楼,不再几十套房那样小打小闹,而是整个楼盘、多个项目的大规模运作。表面上他们还是整层整片地豪买,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干的是为开发商套取银行资金的活,同时为自己博取无风险利差。

这种炒作手法匪夷所思,操作手法则令人叫绝。比如,中小开发商在临近年关时,现金流将近枯竭,炒房团便买上一片房,让开发商拿到20%-30%的首付款,并从银行拿到贷出的剩余房款,就此度过难关。

但炒房团并不是真买房子,他们与开发商还有秘密条款:首付款其实是给开发商的借款,每月需支付高达5%-9%的利息;银行贷款仍要开发商偿还。至于房子,开发商可以视资金能力,寻机回购。如果借款协议到期,开发商仍无力回购,那么炒房团将会以5-7折的价格拥有房产。

显然,法律不保护这种变相高利贷,但“温州炒房团”已经谋划好了一切:利息会折价计入首付款中,表面没有任何违规。这种借贷方式,实际上是炒房团与开发商的一种对赌:炒房团赌的是房价不可能再度大降,并赚取无风险的利息;开发商赌的则是楼市能在借款期内回暖,同时维持住楼盘高价,扛过地产调控的冬天。

房价走势的历史证明,他们都赌赢了,再次赚得盆满钵溢。

2008年年底,伴随着“四万亿计划”和“国十条”,各路炒房团再次扑向楼市,迎来房地产的触底反弹。

炒房团从此失去新鲜故事,重复着以往的循环:繁荣时四处抢楼,调控时又隐匿躲藏。媒体笔下,炒房团“覆灭”好几次,次次都“退出历史舞台”,却在一遍遍房价暴涨中,刷新人们的世界观。

中国的房价坚决而稳步地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等待,孤注一掷地搭上了“地产飞车”。全民买房,让炒房团界限模糊。买了房的人,在成为高房价受害者的同时,又庆幸自己是受益者;没买房的很多人,如今已经不指望这事了。

2018年4月,丹东的房价借着朝韩和解冲上云霄,在遭遇疯抢的“温州城”等楼盘背后,再度浮现出温州老板的神秘身影。

“打电话订两套”、“打飞的来买房”,甚至有人花两亿元整栋扫楼,让丹东房价两天暴涨57%……外界纷纷感慨,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就在炒房团还憧憬着丹东房价“破万”之际,却迎来丹东严格限购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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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示意企业大量买进美国大豆 但本已饱和的市场恐难消化(图)

中国同意让国有企业重新开始购买美国大豆,以帮助安抚其最大贸易伙伴国美国,这或许会成为对中国政府影响市场力量的意愿的一次考验。

资料图片:2017年12月,美国达科他州Fargo,Peterson Farms Seed准备进行检验的大豆样本。 

对中国大型贸易公司和加工企业的五名高管进行的采访显示,对于储备充足的中国大豆最终用户及贸易商而言,目前大量买入美国大豆或许是痛苦的,尤其是在美国大豆的价格比巴西大豆更贵的情况下。

由于卖家押注好运将至,美国大豆出口价格本周被推得更高,但中国大豆压榨企业的压榨利润率本来就已经很低了。

另外,据国有企业中粮集团的一位消息人士以及其他贸易商称,由于预计中美可能会爆发贸易战,中粮集团和其他大型贸易公司已储存了大量巴西大豆,导致他们已几乎没有买进更多大豆的空间。

“政府指导与否,并不重要。在商言商,”中国北方一中型谷物加工商的经理说,其工厂到6月都有充足的供应,”如果无利可图,加工商不会购买大豆。”

巴西大豆比美国大豆便宜约15美元/吨。

“如果中国真的增加采购美国大豆,对国内市场来说将不是好消息,”行业网站天下粮仓(cofeed.com)的分析师Zhang Yun表示。

中国豆粕库存为115万吨,接近九个月高位。大豆库存自4月中旬以来跳升25%至701万吨,创9月来最高。

中国第一季大豆进口小升0.2%至1,960万吨,其中巴西大豆进口增加逾一倍,美国进口则减少。

**买兴悄然重现**

此前中国政府承诺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以避免可能损及全球经济的贸易战。

中国占全球交易大豆的60%左右。大豆是美国对华出口最多的农产品,去年出口总值估计达到130亿美元。

中国商务部对路透表示,未示意国有企业买进更多美国大豆。

不过中国储备粮管理公司本周就美国大豆询价,为4月初以来首次,市场参与人士将此解读为政府对采购美国商品的限制已经解除。

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称,阻止中粮集团采购美国大豆的限制也已解除。

中国储备粮管理公司和中粮集团均未回覆置评请求。

但美国农业部(USDA)周五称,民间出口商向中国出售31.2万吨2018/2019销售年度的美国大豆,为4月初美中贸易紧张形势开始升级以来的首批数量庞大的销售。

美国农业部还称,出口商向中国销售了16.5万吨原产地可选的大豆。

周四数据显示美国出售了26.4万吨新茬大豆,目的地未披露。交易员称目的地可能是中国。路透未能立即证实此事。

一些分析师称,南美的物流问题,包括卡车司机罢工使得巴西的交通运输在本周陷入瘫痪,可能导致中国买家重回美国大豆。

“巴西和阿根廷的问题是,他们已经被证明并非可靠的供应方。这表明有必要让供应线多元化。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中国)重新购买美国(大豆)的原因,”芝加哥经纪商Linn& Associates的Roy Huckabay称。

不清楚中国可能购买多少,但美国在完成预期的销售后,今年剩下的大豆料约为1,400万吨,价值约60亿美元。这是显示可用量的一个标示。

随着动物饲料行业的需求减少,压榨商担心任何额外的购买都会提高价格并进一步侵蚀利润率。

价格上涨让中国南方的压榨商尤为痛苦。当地一家大型压榨商的经理称,由于进口量巨大但需求低迷,目前每吨大豆亏损大约20-30元人民币(3.13-4.70美元)。

“南方的一些压榨商已经开始推迟船货装运,以削减库存压力,”这位经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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