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花男孩体现中国强大? 还能更无耻点么?

这两天,“冰花”弟弟不仅在国内火了,还火到了国外。我国官媒欣喜的发现有人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有人看到了自己留守在家的孩子,还有人从小福憨厚的笑脸中看到了美好和希望。而与我们相距万里的歪果仁们,也从这个小小男子汉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努力与坚强。

新华国际头条的这则以《看到“冰花”男孩,外国网友终于知道中国为什么强大了》文章,不无自豪的感觉溢于笔下,对于这种自豪同为中国人的笔者,真的无地自容。中国GDP世界坐二望一,对外援助逐年增长,这确实可以说是强大,但是一个男孩,每天要来回走9公里求学,两手满是冻疮,还能体现出国家强大,真是匪夷所思了!

截取的那些跟帖图片,的确是在正面赞扬小男孩,那也只是基于人性本能善良的同情,并不是体现中国强大,即便是佩服,也只是单纯性的钦佩,就一如我们佩服战斗民族种种冒险行为,并不是由此就佩服俄罗斯这个国家。个别跟帖网友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快会统治世界,那也是对中国不了解无知者的幼稚跟帖,把这都奉为纶旨圣音,当有多自卑?

虽然人有通病爱听赞美之言,但是要有识别能力和自知之明,不能被违心赞美迷惑了耳朵,也不能沉醉在虚伪赞美中,可惜现今咱们这个当局和媒体关系就像丁春秋和他的星宿派弟子,一个好听歌功颂德,一个360度全方位无死角叼飞盘,冰花男孩的事被外媒报道,都能从跟帖评论中,找出自豪感,体现国家强大!

报喜不报忧,丧事喜办已成传统,长此以往如何能让人瞧得起?做人还要讲究成熟稳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不会因一句夸奖就飘飘然,也不会因一句批评就歇斯底里,那么做为一个媒体,还是官媒权威,却沾沾自喜这种让人脸红的夸奖,赞美苦难都脸不红心不跳,如何能让人认同他们有正常的三观和操守?

一旦外国人说点啥不中听,或者国内出现什么问题,就说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故意丑化阴谋挑唆,制造壁垒对我国歧视呼吁粉红爱国搞抵制;一旦人家夸点啥,哪怕明知不切实际,也觉得受用无比。屎堆里都能发现正能量,灾难总要被大爱感动,如此浮躁肤浅,怎不让人失望透顶?

新闻不是知音,用不着鸡汤,可我们的官媒偏好煽情。丁春秋可恨,弟子更可恶,就比如冰花男孩事件,很多人还自以为哲学诗意,在那说什么今天受的苦,照亮你以后前行的路。好像冰花男孩这事很正能量,求学不这样都不正常!这种急着表忠心似曾相识的站队氛围,更让人感觉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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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图集: 当代最先进的轰炸机(组图)

当代最先进的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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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圣看神韵表演 对斥资10亿新电影获启发(图)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2月将来台演出,台湾导演魏德圣先前曾到场观赏,他除了赞叹3D动态天幕,和舞蹈演员与交响乐团的精准配合之外,他也坦言,这对他斥资10亿,即将开拍的新电影,给了不少启发。

飘逸的长袖,搭配色彩鲜艳的长裙,精湛舞技让人看得目不转睛,神韵艺术团今年2月将从美国来台演出。

特色表演,连知名导演魏德圣都已2度朝圣。

神韵艺术团成立于2006年,擅长用舞蹈和音乐的诠释中国传统历史故事,多次来台演出都吸引大批民众。

魏德圣则透露,最近正规划筹募10亿来拍一部台湾的历史电影,希望从表演中得到启发。

强调专注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能让世界看见。而神韵艺术团多次来台,演出都不同,不论是后方的天幕空间,还是万里长城,一幕幕的变化,都让观众称赞好逼真。

下个月,神韵艺术团就将在台北公演,剧团说希望能藉精心设计的表演,温暖更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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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龙出事有征兆?!南海言论遭痛批急转向(组图)

范长龙被查的消息这两天广泛流传,据称消息的源头是红二代朋友圈。近日,曝出一篇署名郑庆军的文章披露,范长龙在跨级直升军委副主席之后,一直没有正事可做,相反,习近平更重用空军出身的许其亮。另外,范长龙在任期间对南海的一些言论饱受诟病,甚至遭痛骂。

空有其表的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不如空军出身的许其亮

近日,署名郑庆军在其多维博客发表一篇文章披露,1969年参军,从军队基层一直稳步升迁至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范长龙,可能是军界“最没有野心的大军区司令”。

文章说,虽然范长龙看似肩负重任,但实际上在上任后,对于他不利的传闻明显增多。如果有假设的话,不知道范长龙是不是宁愿退休去钓鱼,当然,政治永远没有假设,也从来身不由己。

在十七届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因为腐败问题被查后,外界对范长龙也多有议论,甚至有传言称,与徐才厚同为辽宁人并同样出身于16集团军的范可能也会受到牵累,因此一度有“端饭(范)”之说。

更晚的2016年5月,在网上相当活跃的中共“军二代”蔡小心曾发布一条微博,内容为“看来,军中某条龙是顶不住了,掉下来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当时,有网友认为“军中某条龙”是指已经退休的原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后勤部长廖锡龙,也有网友猜测是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伴随着高级将领不断因贪腐被整肃落马,以及习近平对军队权力的超常重视和绝对掌控,身居高位范长龙并未被委以其他重任。

虽在两名军委副主席中排名第一,但范不仅无缘出任中央军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更无缘出任军改小组常务副组长。这两个职务均落到了排名靠后的许其亮头上。

同样担任军委副主席的许其亮,相比于范长龙,与习近平的关系更为密切。许其亮在中共十九大上成为军委第一副主席。

空军出身的许其亮在1990年至1999年9年间,一直在福建任职和升迁。而在这一时期,习近平已在福建任职五年,并从福州市委书记兼福州市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升至省委副书记兼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

前排居中者为习近平,习近平右侧为许其亮

在分工上,两个军委副主席通常是一个主管作战训练,一个主抓政工宣传。例如上届军方高层郭伯雄和徐才厚。而在十八大届军副架构中,范长龙通常被认为是分管总参、总后、总装,对内主抓部队作战训练;许其亮应主管政工宣传、空军。国防部长常万全主管军事外交、武器进出口、国防科技等。

如果说无缘反腐的军委巡视小组组长还说的过去,毕竟反腐归为政工领域,但涉及全军颠覆性变革的军改,理应由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抓,但这一头衔却落到的许其亮头上。这一方面当然有能力的考量——军中传言,“范长龙面相老实……却没啥文化”。据称,他被提拔为十六集团军参谋长,一帮参谋都开玩笑说,“参谋带了长,放屁也不响”——也有亲疏远近的因素,现在看来,更为关键的因数还有其他。

说实话,当时本君还范长龙抱有一丝希望,这点本君已深刻检讨。但是在今天,这一切似乎正在渐渐浮出水面。

范长龙南海言论遭痛批

2015年10月17日,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北京举型的国际论坛上表示,即使涉及领土主权问题,中国军队也决不轻言诉诸武力,力避擦枪走火,始终通过与直接当事方的友好协商解决分歧争端。

然后,彼时正值南海争端进入白热化阶段,中越、中菲等国因岛礁主权归属和海洋权益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一经报道,范长龙的言论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被指与中共此前对外宣传“誓死捍卫领土主权完整和统一”的口径相悖。

因此,中共国防部于2015年10月27日紧急出面灭火,强调针对南海主权问题,中国军队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自身安全。

针对这一情况,范长龙于2015年11月出面表态,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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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书记不听劝 最后死在狗窝里

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于国、于民百利无一害。迫害修炼人是违反法律、违背天理的大逆不道之行。一些中共基层官员不听善劝,执意跟随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遭了恶报。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明辨是非,善待大法弟子,给自己留下美好未来,不做江氏流氓集团的陪葬品、牺牲品。

迫害法轮功恶党村书记遭恶报死在狗窝里

河北省深州市大榆林村中共邪党村书记李建欣,在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对本村法轮功学员长期跟踪、蹲坑并举报,撕毁法轮功学员粘贴的大法真相粘贴等。

为此,法轮功学员曾多次给他写劝善信,给他家门口放大法真相资料,有学员还登门去他家面对面给他讲大法真相,他态度恶劣一概拒绝。

因此,李建欣堵死了自救之路,在二零一四年冬季的一天突发病症,死在自家的狗窝里,年仅五十七岁。

写出此事,是为李建欣不听真相、不明善恶感到惋惜。此事也是对世人的警示,要记住:善恶有报是天理。

河北原高阳县公安局副局长魏若峰遭恶报癌症死亡

魏若峰,原高阳县公安局副局长,因卖力迫害法轮功,升任政委,死前紧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二零零八年,先后非法劳教好几位大法弟子,他的同学曾劝他要善待大法弟子,可他说:“我不听那一套。”

没过多久,魏若峰遭恶报,得癌症去世,死时五十来岁。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公安局正副局长遭恶报

善恶有报是天理,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一规律。

毛世秋,男,湖南省津市人,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生,任临澧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因涉嫌违纪,被抓捕,立案审查。

毛世秋在任职期间长期,大面积迫害法轮功,副局长刘宏模也因为长期迫害法轮功学员,于二零一四年三月,患脑梗病至今。

原哈尔滨市检察院检察长杜松岩遭恶报在北京跳楼自杀

原哈尔滨市检察院检察长杜松岩于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四十分在北京跳楼自杀。事后,邪党媒体《哈尔滨日报》还进行掩盖,谎称是“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

杜松岩,死时六十一岁,于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七年任哈尔滨市检察院检察长,在他任职期间,正是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最严重时期,他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哈尔滨市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中因判刑致死人数为九人,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零一一年,他退休。不到一年,杜松岩就遭恶报,跳楼自杀。即使邪党掩盖,内部人士都知道他是在北京跳楼自杀的。

贵州省贵阳白云职校校长曹红遭恶报被起诉

曹红,曾任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原白云二中校长、教育局党委委员,现任白云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因贪污白云区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度涉农培训经费,收受他人贿赂和礼金,二零一七年五月,被开除公职,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白云检察院对涉嫌贪污、受贿的曹红起诉。

曹红,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生,先后担任语文教师、白云区教育局党委成员、白云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白云区教育局副局长、白云区第二中学校长。

二零零二年,曹红开始任白云二中校长,二零零三年末,寒假期间,对全校(从初中到高中)的数千学生,印发诽谤大法的问卷,要每个学生填写,家长签字,而且还要学生写五百字的诽谤大法的作文。之后,曹红得到上级教育等部门的“赏识”:

1、确定该校为重点高中,并投入大量资金,现在该校已是白云区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

2、提拔她为白云区教局副局长,分管教育。任白云教育副局长期间,白云区范围内的绝大多数中小学,诽谤大法的问卷、刊物、广播、标语等从未中断过,曹红同样负有责任。

二零一六年八月至十一月,曹红利用担任白云职校校长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共同贪污白云区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度涉农培训经费6.6万元,并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和礼金,被开除公职。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被起诉。

明眼人都明白,无论是调离“重点高中”,还是被开除、起诉,都是曹红攻击诬陷大法、毒害学生,而遭的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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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为何被送上“文革”祭坛(图)

一、

吴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缘起于毛泽东倡导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也许是不满干部中“报喜不报忧”的风气,他认为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敢言的精神,还建议找一位历史学家写这方面的文章。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就在全会上说古论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与会的胡乔木回京让人找到了吴晗。吴晗便在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这篇千余字短文是他海瑞研究的禁脔初尝。

文章发表后,吴晗意犹未尽,还准备写一篇全面论述海瑞的论文,这就是当年9月21日才刊出的《论海瑞》。这篇论文起稿于庐山会议前,成文后却传来了庐山会议的结局。彭德怀在会上刚直敢言之举,是否也受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感召,不得而知。但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号召覆水难收,就在会上强调: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得知庐山会议的消息,吴晗在待刊的《论海瑞》结尾,特地加了一段声明:“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今天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吴晗站在毛泽东一边指责彭德怀,无论出于真心,还是迫于形势,都是一种政治表态。也许还有一种隐忧,不希望人们把这篇文章与彭德怀挂上钩。值得注意的是,庐山会议后发表的还有署名冯兵、立康的《真假海瑞辨》,也与吴晗持同样论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冒牌的海瑞,右派的海瑞”,与“真正的海瑞,左派的海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可证毛泽东关于真假海瑞的讲话已在内部传达。

当年岁末,也许受到沪上周信芳主演《海瑞上疏》的感染,马连良在北京也力邀吴晗为他写一台海瑞戏,用吴晗的话说,他自此就“和历史剧发生了深刻的关系”。1961年2月,《海瑞罢官》公演,叫好之声一片。连毛泽东也请马连良为他清唱海瑞的段子,并频频颔首道:“戏好,海瑞真是个好人。”毛泽东还对他提到吴晗:“《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当晚,马连良就把毛泽东的这番话电话转告吴晗。可见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吴晗写海瑞与彭德怀挂上钩。

二、

那么,毛泽东究竟何时才决定要批判《海瑞罢官》的呢?

据江青在1968年《为人民立新功》中披露,她早在1962年就找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准备批《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江青讲话虽有自我标榜的成分,但不至于无中生有,足见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这年,“七千人大会”刚开过,并对近年在所谓“反右倾”中被错误处分的绝大多数人甄别平反。已经不清楚江青对毛泽东建议的批《海瑞罢官》的具体理由,但肯定将其与纠正“反右倾”扩大化联系起来。不过,“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的权威正处于低潮期,何况他一年前刚称赞过《海瑞罢官》,言犹在耳,自然不便马上对其进行批判。

另据康生在1966年5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早在1964年就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这点,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讲话中也证实:“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相比江青的理由,康生的“要害是罢官”,指责吴晗为彭德怀罢官鸣不平,更触动毛泽东的痛处。彭德怀问题,始终是他难以挥去的阴霾。据《彭德怀自述》,直到1965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第一次召见彭德怀谈话,一方面对他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一方面仍维护自己的正确性,认定自己“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大约就在1964年冬天,周恩来也许听说了有关流言,问过吴晗:“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听了吴晗的辩白,周恩来让他去写个报告,把整个情况讲清楚。

1970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

毛泽东所说的“那个时候”,可以与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里交代相参证:“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于1965年11月10日,江青奉命到上海组织此文应在这年三四月间,则北京三次找人未果,应在1965年二三月间。而毛泽东之所以在这时决定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则与吴晗当时推出的最新版《朱元璋传》密切相关。

三、

《朱元璋传》是吴晗明史研究的代表作,初版于1943年。吴晗后来对这一版深致不满,他在1962年时承认:“1943年,我就写了《朱元璋传》。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指桑骂槐,强调明朝的特务统治,以攻击蒋介石的特务统治。”1965年新版《朱元璋传》自序重复了类似的话。

1948年11月,吴晗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呈上了《朱元璋传》的修改稿,受到了毛泽东两次召见。据吴晗说,“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朱元璋传》的原稿,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毛泽东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从向吴晗指出“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并在“完全”下加上着重号,毛泽东对这一稿《朱元璋传》并不充分肯定。尽管这一稿在次年正式出版,但吴晗对这一批评显然十分在意,便在1954年再次对《朱元璋传》进行修改,分发了百来本油印征求意见稿。从毛泽东处反馈过来的意见很明确:“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也许察觉了毛泽东仍不满意,吴晗这一稿没有公开出版。

时隔十年,1964年吴晗再次改写《朱元璋传》,显然想给伟大领袖一份满意的答卷,企盼给他“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发一张毕业证书。但吴晗毕竟是书生,完全没有领会毛泽东关于“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的真髓所在。其失察还不止一端。首先,吴晗完全忽略了毛泽东领导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仍有农民革命的强烈色彩。因此之故,早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就热情讴歌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起义”,1949年以后,在他的推毂下;农民战争研究成为史学界的显学,因为他认为:“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其次,吴晗似乎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对此,吴晗虽未活到毛泽东一再以秦始皇自比的70年代,但从其在《沁园春·咏雪》中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挥斥评骘,也不难略窥端倪的。关键的是,毛泽东一生倘若以1949年建国为界标,这时也应该算是步入晚年了。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在史学上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力图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跟上现实政治的需要,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尊重史实的史家良知。在新版《朱元璋传》里,吴晗从历史真实出发,对朱元璋该肯定的自然肯定,该否定的还是否定。在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论部份,他在肯定朱元璋历史地位的同时,几乎以相近的篇幅指出朱元璋的“缺点也很多”,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应该写得好点”的谕旨。吴晗归纳了朱元璋的五条缺点,许多表述都容易引起毛泽东的联想与猜忌,原书俱在,有兴趣者自可观览吟味。要命的是,其中两条几乎是针对着毛泽东1949年以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运动而发的,不妨照录如下,并在关键表述下加标着重号:

其次,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惨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卓著勋劳的大将和文人,毫无道理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

第四,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

曾经严格的史学训练让吴晗还不至于说出有违史实的昏话,但也正是这些真话,却招来了致命的一击。

最新版《朱元璋传》是1965年2月出版的,书一出版,江青就扬言要批判。据她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她当时不让毛泽东看《朱元璋传》,遭到反驳,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由此可证,吴晗对朱元璋的盖棺论定最终激怒了毛泽东,决定把他送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但毛泽东没有拿《朱元璋传》做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不好做,总不方便点明吴晗以朱元璋影射毛泽东,于是就拿《海瑞罢官》开刀。由此推算,毛泽东是在1965年二三月间读到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语,才下决心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的,并完成了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总体构想。

四、

但是,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对江青也未必交代得一清二楚,故而由江青组织的批判文章居然没能点出“罢官的要害”。还需由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杭州谈话中加以揭出: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吴晗一再申辩,他的研究只是为了歌颂海瑞的精神,并没有影射讽刺任何人物。他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仅举出《海瑞骂皇帝》刊发在庐山会议前,撇清了与彭德怀的关系;连《论海瑞》那个后来加上的蛇足式结语,也拿来证明自己是“反右倾”的。但说到庐山会议后的海瑞研究,尤其是《海瑞罢官》时,吴晗就进退失据了。他说:

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1959年,1960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吴晗不能解释为什么《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而《海瑞罢官》连目的性也“不清楚”,于是只能反问自己:

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实际上,在这场关于海瑞的公案中,不管吴晗如何解释,他已经走进了一个怪圈。史学的社会功能当然可以有现实的关怀。吴晗关于海瑞的所有文章与剧本,他对海瑞精神的讴歌赞美,客观上就具备了现实的指向性。他写《海瑞罢官》,用他在该书前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海瑞精神,“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压倒”,“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也许,写戏之时,在显性的主观层面,吴晗确实没有用海瑞比照彭德怀的用心。但彭德怀因直言民生而获罪罢官,其后全国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陷入困境,彭德怀也就有了海瑞式的品格。联系到吴晗被批后曾对秘书愤愤道:“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因而写戏之际,在潜意识层面,吴晗是否绝对没有从海瑞联想到彭德怀,就是殊难梳理辨清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拿吴晗与《海瑞罢官》开刀,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当然清楚,批吴晗的斗争并不是吴晗有多大错误,也不是吴晗该不该批,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掀起一个大的运动,最终达到打击党内的‘异己’力量,即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苏双碧《浪中纪事》72页)。除了对新版《朱元璋传》结论的耿耿于怀,主要因为吴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长,在文化上又是史学名家,这种双重身份,正合适拿他来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过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吴晗首版《朱元璋传》是影射史学,那是专制时代的产物。而他关于海瑞的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新时代的奉命之作,那是现实政治干预史学研究的产物。但奉命史学与影射史学在表現手法上并无二致,都是以史料或史实屈就于预设的对象与结论。惟其如此,深谙史学的毛泽东就有理由把奉命与影射视为一体,甚至从求实的史著里也读出影射的成分来。于是,尽管吴晗最新版《朱元璋传》力图实事求是,洗刷影射的污垢,却仍被视为影射领袖与现实,最终与《海瑞罢官》缠夹在一起,锻就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一大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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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赴西南三线彰显毛泽东整人之高妙的艺术手法(图)

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彭德怀,一番推心置腹的安慰和鼓励,甚至说了“真理也许在你那边”之后,要彭德怀赴西南三线任副总指挥,把压抑痛苦了6年的彭德怀感动得热泪盈眶,只好慨然应命。

对于这件事,历来的传记文学都给以很高的评价,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写回忆录,也都对此赞不绝口,说国家在危难的时候毛泽东总要想起彭德怀并委以重任,说这显示了毛泽东虚怀若谷,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知错能改,富于人情味和战友情的领袖风范,云云。

倘若不看后来的结果,只看现在的情景,这样的评价是不错的。但是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和后来的结果,我们就会对这种评价打个问号,而又不得不大为惊叹,甚至惊出一身冷汗,对毛泽东整治彭德怀等人高妙的艺术手法叹为观止。

就在毛泽东召见彭德怀的几天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奉命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彭德怀,说是毛主席决定任命你为西南三线副总指挥。彭德怀以自己是戴罪之身,婉言谢绝。这个被史家容易忽略的细节,其中大有文章。

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发炮弹,就是射向“二彭”:彭真和彭德怀。因为此二彭在毛泽东的印象中太坏了,简直罪不可赦。彭德怀在59年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发难,要清算毛泽东的错误;而彭真在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也公然向毛泽东发难,要清算毛泽东的错误,说什么“毛主席也有错误,三五年过渡、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如果千分之一的错误都不检讨,将给党的历史带来恶劣影响”。公开叫板毛泽东,其胆大包天和彭德怀如出一辙。接着,彭真手下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含沙射影批判大跃进,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而吴晗的《海瑞罢官》公然含蓄地要求为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毛泽东指示江青策划批判《海瑞罢官》竟然在北京行不通,非到上海发动不可,北京成了彭真一手遮天“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经姚文元执笔毛泽东反复修改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即将出笼,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让彭真约见彭德怀是何用意?

这是幕后导演策划的一出好戏。让敢于犯上的“二彭”见见面,说说话,看这一对倒霉蛋此时是如何表现,当然要记录在案,作为证据,到时候要一笔笔清算。毒蛇只有引出洞来,才好下手。

然而这彭德怀居然不为所动,当面拒绝了彭真。又马上给毛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便出来工作。再说‘三线’的事情我不清楚,也不想去西南工作,还是愿意当农民……”。毛泽东接信后据说激动得一夜难眠,决定亲自召见这位老战友也是老对头。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见了彭德怀。6年未见,故友重逢,气氛是融洽的,感情是亲切的,尤其是毛泽东的谈话,推心置腹,入情入理,像一阵阵春风温暖着彭德怀冰冷的心:

“你这个人哪,还是那个倔脾气!平时总不来,好长时间也不写信,写信不写则已,一写就是几万言。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写个纸条来,花那么大功夫写长信干什么?你费了力气,我也看不大懂,彼此都不满意,何苦?……你有话可以说,你还是政治局委员么,你还是我们的同志么!

“历史上,真正的同志绝不是什么争论都没有,不是从始到终,从生到死都是一致的。有争论,有分歧,不要紧,要服从真理,要顾全大局,大局面前要把个人的意见放一放。所以,你来了,我欢迎!

“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你呀,也不要发牢骚,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变,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么!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能等,要振作,要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我没有忘了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

“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你彭德怀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德怀,还是去西南吧!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做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

毛泽东这番话可谓掏心掏肺,入情入理,委婉动听,暖入心扉。6年来受尽批判打击浑身冰冷的彭德怀,一听到这掏心窝子的话,立马激动得浑身热流激荡,眼里闪出泪花。他激动地答应:“主席,我听你的,我去西南!”

但是,上述谈话真的是毛泽东真情实感的流露吗?此一番话是真话吗?毛泽东真的幡然悔悟,冰释前嫌,要重用彭德怀,要给彭德怀一条光明的前程吗?

彭德怀当时一定以为毛泽东说的是真话,要不怎么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呢!但是,当一年后他又被抓进监狱,遭到一连串更大的打击的时候,很可能要对这“真话”打个问号,因为彭德怀的人生道路在此经历一段曲折之后,又跌入了黑暗的深渊!

现在我们用冷静理智的眼光对毛泽东这段话予以质疑,会发现很多破绽。这些质疑肯定在彭德怀的心中不停地翻滚,只是说不出口罢了。

彭德怀此时最关心的,或者说横亘在二人之间的大山,是庐山会议的冤案能不能翻的问题。如果毛泽东真的感念彭德怀,真的有所反思和忏悔,二人一见面首先就要谈谈庐山会议对与错,围绕这个关键问题进行心灵碰撞。彭德怀心里肯定有强烈的疑问:

我的意见书,经过三年严重灾难的实践检验,一条一条究竟错在何处?八届八中全会做的“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现在看来其正确性还有几何?我通过调查研究,就向你申诉,为什么越申诉遭到的批判打击就越厉害?七千人大会县委书记都能参加,为什么我这政治局委员却不能参加?大会后那么多冤案都能平反,为什么我的就不能?你说我“里通外国”“组织反党集团”,6年来查出什么证据了?查不出证据就应当把这帽子给我摘了吧?我豁出命来写了8万言书,你说你看不懂,其实就是一句话,庐山会议我没有错,给我平反。你说真理也许在我这边,庐山会议批判我错了,过了,那能不能开一个会议,发一个文件,把我的帽子摘了再去西南三线……

涉及彭德怀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毛泽东一个也没有交底。对于庐山会议的核心问题,毛泽东也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这就为以后彭德怀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那么,毛泽东让彭德怀去西南三线任副总指挥,是不是对他的重用,给他的一条光明路呢?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陷阱,让彭德怀心甘情愿糊里糊涂往里面跳。众所周知,再有一个多月,由毛泽东设计、江青策划、姚文元炮制的打向彭德怀的重型炮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即将发射(历时七八个月,毛泽东至少修改了8遍,1965年8月已经定稿)现在炮弹已装进炮膛,随时就要开火。此时让彭德怀去西南三线,毛泽东可能担心炮弹一旦发射,彭德怀会在身边大喊大叫,不好收拾。将他发配到遥远的西南,可避免这火炮筒子在京城惹麻烦。

为什么不将彭德怀发配别的地方,而要发配到西南呢?这更包含毛泽东让人深不可测的另一层高妙设计。

人所共知,西南局第一书记、三线总指挥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毛泽东最宠信的极左大将,不仅在历史上和彭德怀有过节,而且对彭德怀的“右倾”视若仇寇,在庐山会议上是批判彭德怀的急先锋,回到四川又用“钓鱼法”召开全省干部会议,先不讲庐山会议精神,而是先将彭德怀的意见书发给与会者,众人不明就里,大都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李井泉“按图索骥”,揪出了一大批“小彭德怀”。由于左祸肆虐,四川三年大饥荒饿死1000多万人,名列全国第一。其它省的左祸首领如吴芝圃、曾希圣等人均被拿下,而李井泉却巍然不动。李当然对毛泽东更是感恩戴德。李井泉更有一个超凡的特点,就是最能“正确”理解甚至能从反面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譬如毛泽东要求纠左,他偏反右,结果受到毛的赞许。譬如这次,毛泽东说,彭德怀到西南,李井泉要多多支持,好好安排,李井泉就会这样理解:对彭德怀要处处设置障碍,要密切监视其行踪……

所以,毛泽东让彭德怀去西南三线,既可以撇清自己的责任,又可以让李井泉严密监视彭德怀的一言一行,为以后收拾彭德怀积累罪行材料。

果然,彭德怀前路坎坷重重。人在北京还未出发,11月10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便发表了。彭德怀忧心忡忡刚到四川成都,11月30日,这篇文章便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推出。一前一后两发炮弹,尤其是人民日报的炮弹,把彭德怀炸得目瞪口呆,遍体鳞伤。他回味着报纸上那尖刻而阴毒的语言,一行行犹如一条条毒蛇在吞噬着他的心!他激愤地说:“我想不通,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向他请教,问问他是怎么回事?”然而犹豫再三,强压怒火放下了笔。

他以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的身份上任工作,那些来向他汇报工作的厅局级干部都事先接到李井泉的指示,一个个对他都是怀疑的眼光,批判的口气。他们都知道这位彭老总虽然功勋卓著,但早已是毛主席打倒的死老虎,是李书记的手下败将,人民日报姚文元文章的矛头就是指向他的。

尽管如此,彭德怀依然为三线工作殚精竭虑,风尘仆仆四处视察,7个月跑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写了4篇文稿,一心扑在三线建设上。但他怎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1966年5月28日,在三线建委传达中央《五一六通知》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彭德怀又成了被批判对象。李井泉声色俱厉要他承认庐山会议上揭发出来的一系列罪行,要他交代到西南后所犯的新的“反党活动”。陪同彭德怀视察的一些人也突然变脸,落井下石地揭发彭德怀“到处放毒”“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妄图翻案”。这样彭德怀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而且是“现行反革命”!

这样一来,一年以后抓捕、囚禁和痛批彭德怀就有理有据,铁证如山了!

还有,毛泽东在颐年堂召见彭德怀时,随后又让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参与接见,也颇耐人寻味。此三人是文革初期毛泽东首先打倒的走资派,尤其是刘彭,是毛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毛此时让此三人接见彭德怀,也有冷眼观察之意。果然,在1967年批判彭德怀时,江青说道:“毛主席召见彭德怀时,刘少奇竟然说,你好好干,将来还可以当国防部长(一说是彭真语)可见刘少奇和彭德怀相互勾结,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和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我们和他们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江青并未参与接见,这话从何而来?肯定是毛泽东透露给江青的。

总之,毛泽东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这颗射向彭德怀的重型炮弹即将发射之时,于1965年9月接见彭德怀并安排他到西南三线,并非人们常说的“国有危难,便要重用彭德怀”,并非让彭德怀在三线搞出点“名堂”,将来可以带兵打仗,而是毛泽东精心设置的一个圈套,或者说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这样做既可以方便自己在北京动手,又可以撇清自己的责任,还可以为以后监视、囚禁、批判彭德怀埋下伏笔。

而毛泽东对彭德怀一番推心置腹、委婉动听的谈话,也并非人们常说的虚怀若谷、幡然悔悟,而是表面和悦,暗藏玄机,哄他高兴,请君入瓮,让彭德怀心甘情愿地往陷阱里跳!

2014-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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