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成:三年“自然灾害”死三千万人 有假吗?(图)

大跃进的成因和死亡人数,终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网络图片)

2013年5月13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于在《红旗文稿》抛出一篇重磅文章,《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由于文章罔顾事实,一味替“伟大领袖”歌功颂德,顿时引来不少正直之士的批评之声。

稍微有点现代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大跃进中曾经饿死几千万人,而堂堂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竟然矢口否认:“而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应该说,李副院长还是有“良心”的,他没说大跃进没有饿死人,只是说“饿死三千万”这个数字太多了,而且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在这儿,理直气壮的李副院长应该及时地把他掌握的真实数字拿出来,也好以正视听,顺便教训一下那些“刻意编造虚假数据”的“有人”。可是,这么好的机会李副院长偏偏不想抓住,真是太可惜了。(编者注,对于“大跃进”造成的“饿死三千万”,请参见附录中杨小凯所作《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一文中相关部分“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

对于大跃进中为什么会饿死人,李副院长在文章中也说道了,“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霸权主义利用我国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逼迫我国还债,企图压迫我国屈服。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新中国成立仅10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农副产品来偿还。……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尽管说得吞吞吐吐,李副院长还是把大跃进死人的“原因”说了出来,是“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而所谓的“人祸”是入不了李副院长法眼的。

李副院长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新鲜,不过是官方说法的翻版。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邓小平“还是要讲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但基本方面还是对的”要求下,对于大跃进的后果仅仅寥寥一句话:“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种说法长期以来颇有市场,占据着独家垄断地位,连肩负着教育下一代的历史教科书也是这么说的。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分析发生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时说:“那时候,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然而,造成中国大陆1959—1961三年经济困难、非正常死亡三千多万人的原因真的是“严重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吗?

先说“严重自然灾害”,人们一般把三年经济困难叫成三年自然灾害,似乎自然灾害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其实,我国地域广大,自古至今几乎年年某些地方都会有自然灾害,只要应对得当就很少出现大的饥荒。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说明,大跃进的几年我国的自然灾害特别严重,相反,国内一权威专家经过缜密客观地分析这三年的国内水文气候情况,却认为“不论与其它任何灾年或常年比较,1959-1961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至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正常程度甚至令人吃惊”(《方法》1998年10期)。再说了,哪儿有那么巧的事情,“伟大领袖”刚发动了大跃进,自然灾害就如期而至,大跃进热潮一退,自然灾害吓得拔腿就跑。这岂不是见鬼了?难道自然灾害仅仅和大跃进过不去?这其实和朝鲜把饥荒归咎于自然灾害一样可笑。难道自然灾害在地域上南不越三八线,北不过鸭绿江,专门祸害朝鲜这块风水宝地?

再说“苏联逼债”,苏联撕毁合同确有其事,但造成的影响局限在国防尖端和一些重工业领域,和农业生产并无什么关系;这种说法《决议》只字未提,不仅《决议》不提,一切正式的政府文件、对外交涉,包括专用于和苏联论战的《九评》,也只字不提。不仅中共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没有只言词组提及,就连上世纪70年代《人民日报》谴责苏联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无情逼债”之际,也不见提到其曾对中国逼债。因为这本来就是没有的事,公开提出来只能让外人笑话。历史学者、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说:“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这仅仅是个仅止于口耳相传的谣言,而官方对它的传播听之任之不加辟谣,显然是因为它有利于为领导人脱责,并把因饥荒带来的仇恨转移到洋人身上罢了。

无风不起浪,那么,“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1960年,中国向苏联口头提出所欠的“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遭到苏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的批评,认为中国未与苏联协商,把还债时间确定为“五年”,同时宣布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受到媒体的过度渲染,最后演变成了“苏联逼债说”,在中国民间泛滥传播着。

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中国在向苏联还债,倘若因此就说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则根本不是事实。因为中国每年对苏还债数额,远不及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1959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就达到了69亿多元人民币。(《羊城晚报》2013年4月15日)

很明显,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更不是无稽之谈的苏联逼债,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祸”。这一点,无论是通过决议的中共高官,还是亲历过大跃进的普通老百姓,实际上都清楚“大跃进”才是“大饥荒”的唯一原因。浮夸冒进,疯狂放粮食高产“卫星”,然后寅吃卯粮,过度征收,导致人们没有了粮食可吃,只能活活等待饿死的命运。

但这个真正的原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官方是不能明说的。如果明说了,所谓“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但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的论断就站不住脚了;更重要的是,这直接威胁到了当年通过《决议》的高官们的切身利益,在“文革”中他们是受难者,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否定“文革”;而在大跃进中他们都是掌权派,大跃进的罪错毛泽东固然不可推卸,而他们也是有份的。一旦明说了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他们就将面临追究责任的问题。在共产党内部,左手给右手动手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附录: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

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农业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先生所说,当时连“饿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53,1964,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先生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及1981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据此,再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再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但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着)有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书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所着的《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196。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然后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一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煌所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万人。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曹先生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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