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文革三方角力与四大遗产(图)

1966年及以后的10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不同角色、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那场文化大革命,每个参与的人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们的生活、命运和心灵都受到了重要影响。这场运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刻。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成了一代人的任务。

毛泽东开始认为半年、一年、三年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结束。但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情况。他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王、关、戚;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余、傅;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实践的反复碰撞,使文化大革命早已偏离了它初期的目标,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林彪事件之后,毛还是想将运动拨回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向,但此时文化大革命已失掉民心,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这样,继刘、林之后,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对象。一个新问题接着一个新问题,用后一个错误纠正前一个错误。文化大革命是问题导向,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如何收场。

文化大革命的确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每一波都制造了一批新的“敌人”。随着文化大革命原动力减弱、抵制文化大革命力量增强,观望者增多,文化大革命波逐渐衰减,最终波平浪静,直至文化大革命失败到完全被否定。

一波又一波的反复,一次又一次的折腾,老百姓像面团一样任其反复揉捏,苦不堪言,而毛泽东却以鸟瞰人寰的气魄说:“试看天地翻覆!”用“天地翻覆”作为本书的题目,辛酸自有人知。

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的制度中、在当年奉行的意识形态和毛泽东坚持的道路中寻找。

文化大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根据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化大革命剥夺刘少奇的权力。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分析。第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讲话就把掌握兵权的彭德怀元帅搞下了台。1965年底到1966年上半年,毛召开几次会议就把彭、陆、罗、杨四个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刘少奇何必兴师动众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平生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仅是夺取刘少奇手中的权力,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等重要吗?第三,毛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经把刘少奇打倒了,权力拿到了手,为什么今后还要七八年一次?毛、刘当时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再过七八年他和刘可能都不在世了,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权力斗争?第四,毛并没有“大权旁落”,如果真正大权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不可否认,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离尽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一点上,毛、刘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

走社会主义道路,利用政权的力量,统筹全局,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一点还是快一点?毛和刘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刘少奇也强调阶级斗争,但他的斗争目标是地、富、反、坏、右、腐化堕落的基层干部和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毛当然是1949年以来打击各路“阶级敌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斗争目标重点在党内,在高层,因为只有党内高层才对中国发展方向有决定性作用。无疑,三年大饥荒是加剧毛刘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红旗”的失败,还想再找机会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这个社会组织是“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要建成这个社会,就必须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限制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上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依靠这样社会组织进行集体化的大生产。他坚信“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经济对社会、对人心有强烈的腐蚀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认为,如果放任小生产发展、追求物质利益,放弃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他这种设想在1958年提出来过,经过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践中有些比1958年更彻底。

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民众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实,社会主义这个“善”,只是知识分子设计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属于集体主义这个大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以抹杀个人为前提的,是违背人性的。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他试图改变人性。用强权将社会主义目标构建的制度必然是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社会主义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没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泽东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

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他建立这种乌托邦扫清道路。令毛忧虑的是,不仅刘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线,刘少奇周围的一批人都站在刘的一边。刘少奇这些人并没有达到背离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他们确实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困难而畏缩不前。刘少奇等人收拾大饥荒的残局的作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毛对这些不符合他的路线的作法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不同意走他这条道路的高级干部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毛认为,要按他这条路线走,就得让千百万人接受他的路线,就得动员千百万人齐心协力。大规模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主要是为了实现他的革命路线,建立他设想的美好社会。所谓“反修防修”就是为毛泽东的主张扫清障碍,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改造人性,为乌托邦清理心灵的基地。

毛泽东企图按他的梦想在中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梦想一旦付之实施,“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为这条道路来扫清障碍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再一次制造人间地狱。

毛泽东选择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

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下扫政治贱民,上打官僚集团。每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1966年秋,我到贵阳串联,一下火车,一群小学生就围上来质问:你是什么观点的?我在湖北串联听说,夫妻二人正在包饺子,一边包着一边谈文化大革命,谈着谈着,就吵了起来,把包好了的饺子掀翻了。文化大革命卷入人数之多,参与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绝后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主动参加的,政治贱民们为没有参加的资格而苦恼。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但是,群众是怎样被运动起来的?是靠多年灌输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报纸、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整个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滲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列宁语)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因而具有极大的魅力。它那严密的理论体系也使很多知识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让千百万人愿意为这个“主义”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剩余价值理论没有把资本、科学技术、企业经营管理当作生产力的要素,从而得出资本剥削劳动的结论。

要消灭剥削就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从消灭剥削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解决的“固有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毛泽东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反剥削、反私有制、反资本主义,这些主张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通过这五个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历史规律的必要。当时官方教科书一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阻碍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这就是说,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这种历史决定论不仅被理论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纪的实践否定。但它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人们能够通过认识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这一看法必然导出极权主义的政治。

按照这个意识形态。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是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绊脚石,清除他们是为了实现“天律”,是“替天行道”。在这个神圣而高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了,还穿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

所谓阶级,本来是一种经济范畴。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1936年的苏联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认为苏联社会中的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阶级斗争了。然而,像苏联这样以集体主义为宗旨的政权是扼杀个性、违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没有强力镇压,这样的政权一天也不能维持。革命队伍以外的敌人消灭了,就在革命队伍内找敌人;经济范畴的阶级消灭了,就在政治范畴和思想范畴上划分敌我。1939年苏联开展了对高层大屠杀的“肃反”运动,以后揪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苏联一方面说消灭了阶级,一方面不停地镇压。他们这样做了,但没有形成一套理论。1956年的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放弃阶级斗争,还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学工作者、中央党校教授艾思奇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阶段的马列主义”。艾思奇的这一说法来自中央高层。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内部报告中传播“第三个里程碑”的观点,我当时看到了在大学生中传阅的油印稿。两三年后,“第三个里程碑”进一步发展成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报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就是“斗私、批修”,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认为苏联变修了的原因之一是用物质利益作为激励人的手段。为了防止人的自私、贪图享乐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蜕化、政权变质,毛泽东强调“精神”,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精神可以变物质”。在政治领域要“兴无灭资”,在私人领域“要斗私批修”。毛泽东企图用这个意识形态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个人利益、一心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会”——他心中的乌托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头指向了享受特权的领导干部。在全社会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况下,这个理论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站到支持这个理论的行列之中。

虽然一再声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但毕竟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格化。意识形态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的权威又强化了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最高的军事权威,还是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威。在皇权时代,士以“道”自重。他们以“道”来批评政治,并希望按“道”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道”就是那时的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的权威高于政治权威。明末学者明确提出“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可以用“圣人之权”批评“帝王之权”。毛泽东集“理”和“势”于一身,既是“帝王”又是“圣人”,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批评政治权威的“理”。这样,全国只有一个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哑巴。这就实现了中国人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意识形态一旦成了人们的信仰,人们就会为实践这一意识形态赴汤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动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逼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这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普通百姓就更难逃脱意识形态的天网了。

意识形态成了宗教,毛泽东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万人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这是罗马教宗望尘莫及的壮观场面。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胜过宗教的狂热。

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他们变成一个群体,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完全不同。只要他们公认的领袖发出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正派廉洁的人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滥杀无辜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在做这些荒唐事时,最谦和的公民会变成最野蛮的暴民。不管这些人在群体行动中如何残暴,然而他们都是专制者最为恭顺的臣民:在专制者面前,他们像虔诚的教徒跪拜在上帝面前一样。

用传统观念看来,文化大革命中道德堕落到极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种把整体目标置于一切之上,为整体目标的实现不顾一切,也是一种道德观。正如哈耶克说的:“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与之相比。”“哪里存在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共同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群众无私地投入领袖设定的伟大目标,是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

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中国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恢复它昔日的辉煌。这是徒劳的。物质在大厦崩溃以后可以按原样重建,心灵的大厦崩溃以后是不可能按原样重建的。21世纪还有人宣称“理论自信”。其实,他们说“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这正如中国民间的一个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为自己壮胆”。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化大革命灾难不能仅归结为毛个人品质,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

毛处在特权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享受着最优厚的特权;毛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当然会被权力这种最强的腐蚀剂所腐蚀。但是,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于毛的个人品质和操守,那就过于简单。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论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说:“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在经济国家所有制为主的基础上,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尽管当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尽头,到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totalitariansystem(译为“极权制度”)可以作为它的近义词。

多少年来,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即中国人是原子化的个体。这些“原子”文化低下,对外界知之甚少。毛泽东用意识形态和组织手段把这些“原子”聚集起来,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弹”,他可以用这“原子弹”来对付任何人。中国人口10亿,即在1后面9个零。毛泽东是1,是被视为救星的伟大导师和领袖;9个零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他们为毛的乌托邦作出无私的奉献。没有这9个零,毛泽东不能成为伟大的领袖;没有毛泽东这个“1”,9个“零”就毫无意义。这就是极权制中领袖和群众的关系。

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几乎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这就是官僚政治。

王亚南说:“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在极权政治条件下,特权更为严重。

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古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泽东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员,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团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并不满意。他发现,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和他的初衷不一样。中央部委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交织成禁锢社会的锁链,官僚们通过这个严密的锁链对社会、对百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钳制。1958年毛曾通过下放中央部委的权力来打破苏联体制,结果造成混乱。文化大革命中他再一次下放权力。但这种排斥市场的“行政性分权”,多次进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这和他骨子里的民粹主义、和他年轻时一度相信的无政府主义相抵触,也和他终生相信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担心这种作法会把社会引向人欲横流的境地。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他担心特权和腐败会使掌权者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当然熟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

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毛泽东批评苏联,也警示中国。

1964年12月12日,陈正人上报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几天以后,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泽东说的“特权阶层”包括“官僚主义者阶级”和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特权阶层”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无独有偶。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NewClass: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的贪婪而不能满足,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吉拉斯指出,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阶级》里的宣判:新阶级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

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认为共产党政权里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

吉拉斯的《新阶级》认为:“共产主义对于我是一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一幻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维护斯大林,企图建立一个超越斯大林体制的乌托邦。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吉拉斯落后了一个时代。毛对这个制度的一切不满和忧虑没有触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建立的极权制度。

毛泽东企图从国家理论的探索中找出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号召干部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几本书都分析了国家的本质。可见毛泽东对国家问题的专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国家问题。

人们痛恨国家,又离不开国家。痛恨它,是因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在毛泽东推荐的这几本著作中说国家机器“像蟒蛇一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是“与社会分离而独立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还有“国家是祸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消亡”等说法。为什么又离不开国家呢?因为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人们痛恨的是阶级压迫的国家、官僚特权的国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众事务的国家。

国家是人类的社会性的产物。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他们在一起生活、娱乐、寻求食物和配偶,个体之间难免有冲突,有纠纷,这就需要权威来判断曲直,定了曲直以后还不服从,就得由权威来惩罚。柳宗元说:“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作为一个群体社会,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处理公共事务。如果没有公共国家,则公共事务无人管理,是非曲直难以分别,内部纷争不可调和,对抗外部的侵犯没有力量。所以,人类不能无政府。政府、军队、警察、监狱,都是公共产品,都是保证人类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必需品。

什么是阶级国家呢?就是“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的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就“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林彪说得更明确:“政权是镇压之权”。毛泽东时代,经济上的阶级已经消灭,却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镇压了大批人,形成了亿万政治贱民。

什么是官僚国家呢?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克兰代表的权威。”于是,官僚们就“由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在没有权力制衡的专制制度下,“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们一旦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由于人性恶的一面,就必然对被统治者进行压迫和盘剥。

国家机器,这是一个能量强大的怪物。一旦没有国家机器这个权威,不仅公共事务没人管理,而且人类会在自相残杀中消灭。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成为社会的“赘瘤”,就会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无政府主义其所以经久不绝,是因为国家机器会产生阶级压迫和官僚特权;国家机器其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畏惧具有破坏力的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在无政府和国家权威的矛盾中反复挣扎的过程。

当时中国所面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僚集团,而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嫁接在极权主义制度树干上,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官僚体系。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统治下,不仅在官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一重紧张关系),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处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顶端的毛泽东,处在两重紧张关系的焦点上。他常用第一重紧张关系来制衡第二重紧张关系,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缓和第一重紧张关系。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文化大革命前的种种针对官僚集团的斗争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实行,都是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他发现,过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为自己动手术那样,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他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深仇大恨的情况下,重新掌权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乱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历史上的大劫难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对文化大革命的补偿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遗产之中。然而,由于官方利用政治权力规避毛泽东和极权制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官僚体制没有改变,历史的大补偿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团,广大群众继续吞咽专制制度的苦果。

无论从意识形态层面、道路层面和制度层面来分析,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就可以判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因为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旧制度的复归,没有一点制度创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伙伴林彪出逃以后,进一步表明文化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因此健康大为恶化;邓小平出山后搞“全面整顿”,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1976年的“四五运动”,表明文化大革命已经丧失民心,文化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

文化大革命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化大革命领导人被捕。文化大革命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已完全恢复。

中国人为文化大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对叶剑英的这组数字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虽然数字不能确切,但可以确切地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还有文化上的破坏的经济上的损失。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劫难也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而补偿的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的遗产之中。文化大革命到底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第一,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共产党和官员的美好形象,文化大革命前那种对党组织的盲目信任、对官员的盲目尊敬已不复存在。文化大革命打破了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来,共产党不可批评的神话。对共产党奴隶式的服从已被怀疑和批评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机”来概括这种现象,而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恰恰是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第二,摧毁了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依赖意识形态而发起、而运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意识形态大厦崩溃,中国人从此摆脱了几十年的精神桎梏,从荒唐的意识形态神话中觉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传的五阶段的历史发展规律,多数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官方认为这是“信仰危机”。这种对精神枷锁的“信仰危机”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条件。

正是官方感到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使得群众思想空前活跃,普通百姓的独立意识开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西单墙,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后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也是以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昭彰。它不仅伤害普通百姓,也伤害到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邓小平这类高层。丢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屠刀,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第四,“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不仅伤害了普通百姓,也伤害到高层官僚。官僚们复职以后重视法律建设。虽然官僚们构建的法制与真正的法治社会相距甚远,但毕竟迈开了走向法治社会的一步。

辉煌一时的意识形态的大厦已经是一片废墟,强大无比专政机器已经锈迹斑斑,铁桶般的极权制度已经百孔千疮。多数民众已经觉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负的官员准备行动,改革开放的列车轰隆而来。从此中国进入了加速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这就是历史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补偿!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化大革命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对文化大革命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化大革命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大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对文化大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但继承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化大革命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在改革开放中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私人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化大革命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在当今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化大革命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官方文化大革命史维护原来的意识形态,维护专制制度,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难免违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研究文化大革命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响,站在人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对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仅仅是让后人知道那段痛史,而是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续。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却受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那个决议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官方文化大革命史的蓝本。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以折衷和妥协的态度来写文化大革命,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把毛泽东1956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当然不能服众。

官修文化大革命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化大革命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化大革命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化大革命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

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5·16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化大革命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泽东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化大革命史说文化大革命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他们不可能利用毛泽东,他们只能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个别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所以,将官方文化大革命史中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专用名词用“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置换更为接近历史事实。

由于已经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记述文化大革命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化大革命、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在某个阶段追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参与迫害干部、镇压群众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一旦他们的同事被毛抛出,他们不仅极力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化大革命史完全回避。

在官修文化大革命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化大革命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极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化大革命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写文化大革命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化大革命经历者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场,也不站在文化大革命亲历者的个人立场,那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化大革命。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在写文化大革命史时,要尽可能用中性描述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搞清事实真相以后,让读者作价值判断。

文化大革命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濶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化大革命史是危险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大都健在,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王蒙说过:“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王蒙说的这个“活”,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早就跃跃欲试。虽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危险的领域,一旦进入,我就充满激情。

从1966年到1968年初,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文化大革命,此间还到全国十多个城市串联,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事件,感受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社会气氛。1968年1月,我到新华社任记者,采访了一些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事情。不过,亲历也好,采访也好,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这段历史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探究是我多年的愿望。2007年我写完《墓碑》以后,就转向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虽然文化大革命通史已经出版了多本,我还是愿意将我经历和理解的文化大革命过程写出来,供大家批评。相对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先行者来说,我是后学。后学有后学的好处,不需要从零开始,先行者的卓越工作是我的起点。我阅读了先行者大量的著述:有宏大叙事的文化大革命通史,有亲历者的回忆录,有对重要专题的深入探究,有地区文化大革命史,有文化大革命理论探索。我在读这些著作时,在我头脑里深深地记下了以下名字:高皋、严家其、王年一、卜伟华、席宣、金春明、麦克法夸尔、王友琴、周伦佐、何蜀、王绍光、王力、陈晓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徐景贤、聂元梓、余汝信、刘国凯、徐友渔、宋永毅、高文谦、胡平、丁抒、郭建、高华、印红标、韩钢、肖喜东、丁东、陈益南、唐少杰、张博树、朱学勤、陈奎德、王若水、王海光、王希哲、王力雄、杨曦光、丁凯文、徐海亮、启之、司马清扬、周孜仁、华新民、邓振新、阿拉滕德力海、舍那木吉拉、金光耀、金大陆、李逊、董国强、邓振兴,等等。更可贵的是,还有一些学者甘当其他研究者的踏脚石,默默地从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鉴别工作。这项工作意义深远。傅斯年说,从某种意义来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宋永毅、丁抒、郭建等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周良霄、顾菊英伉俪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还有《记忆》、《昨天》、《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这类文化大革命史料电子刊物的编辑者,他们做出了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在几年的研究写作过程中,时刻对这些先行者怀着深深的敬意。

注释:

[1]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此词写于1965年秋,本意是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诗刊》1976年1月1日发表,中国人却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反复折腾的“天地翻覆”。

[2]【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

[3]拙著《墓碑》用大量事实论证了这个结论。

[4]这里说的政治贱民是指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人群,包括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国民党执政时留下来的大小官员。他们政治地位低下,当时的意识形态时时刻批判他们,把他们当作危险人物。

[5]历史证明,现代股份公司和现代金融制度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当然,金融制度还需要完善。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

[7]艾思奇认为,第一个里程碑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第二个里程碑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第三个里程碑以毛泽东为代表。每一个里程碑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都解决了它所面临的时代提出的问题。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第三个伟大的理程碑”,此时艾思奇已逝世两年。

[8]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3、226页

[9]这是本书作者的概述,全文请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7年11月6日编辑部文章。

[10]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11]“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提出来的,他因招收博士后的过程中接收金钱和女色的贿赂而下台。

[12]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中共党史研究》1983年9月30日

[1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4]这里说10亿是便于表达思想。1966年总人口74,542万人,1976年总人口93,717万人。

[15]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译者

[16]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17]陈正人,井冈山时代的革命家,时为中共中央委员、时任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65-266页。

[19]MilovanDjilas,南斯拉夫最早的革命家之一,1953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內定为铁托的继承人。由于他的一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他被撤銷全部职务,1954年他主动退党。

[20]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大字本内部版,第47、78、93页

[21]同上,第90页。

[22]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1-72页。

[23]柳宗元:《封建论》。

[2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8页。

[25]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页

[26]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9页

[27]转引自《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页

[28]王力雄也有这一看法,王:《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什么?》,2006年4月写于阿克苏、北京

[29]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大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67页

[30]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谈话。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9页

[32]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33]《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中组发[1983]6号,1983年4月23日)

[34]在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拉锯”的地方,共产党将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共产党的军队走了以后,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地主称为“还乡团”。1975年10月,贾启允出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行前邓小平要他放手“整顿”,“不要怕当还乡团”。

[35]弗·奥·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36]吴敬琏先生把“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称为“权贵资本主义”。

[37]《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页

[3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页

[39]王年一:《漫谈文化大革命》,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版

[40]丁东:《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三味书屋,2010-5-4

[41]王蒙:《中国天机》,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42]已出版的文化大革命通史(中文)是: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在革命有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中译本,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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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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