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的二号人物 死于别人通奸(图)

与小姨子通奸的康生(网络图片)

1.罗绮园通奸事件

罗绮园,广东番禺人,曾用名罗易元、王世义等。是中共党史上寿命最短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仅在位一个月。罗绮园还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布尔什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党报委员会委员、《红旗》编委会主编(即《红旗日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有作副书记,不确,应作秘书,实际相当于副书记)、中共中央出版部负责人(该部领导仅为罗绮园一人,不称部长)等职。

老罗长期在白区工作,精神压力很大。1931年早些时候开始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胡章原的妻子通奸。胡章原得知奸情后并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而是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胡章原系黄埔军校四期,他在致校长的信中说他现在“政治觉悟了”,并且还向他们的校长通报了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机关地点—上海市东有恒路2048号。蒋介石接到来信以后交给陈立夫、徐恩曾办理,徐即通知中央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黄凯与巡捕房当局取得联系。于1931年7月25日晨6点30分,将曾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杨匏安以及罗绮园等人一并抓捕。

据黄凯后来描述抓捕杨匏安等人的经历,我们可知如下情景:“杨正在卧病(肺病二期),真是贫病交加……杨上车时,小女儿牵衣,老母哭抱,真是惨绝人寰……。”黄凯书写这份材料时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所以,用词比较夸张。至少“惨绝人寰”这四个字比照杨匏安等人被捕后若干年里发生的若干惨剧来说,实在有点“飘”。

杨匏安名气很大,国民党改组的“一大”上当选为中央组织部秘书,主持中组部实际工作,相当于部长(部长谭平山系中常委,故不常到部,部务一律委杨匏安处理),是丁惟汾、“二陈”等人的“前任”。1927年中共五大上成立中纪委的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时,杨匏安当选副主席,是“中纪委”的二号人物。因此,蒋介石对杨匏安的人才很看重,先后三次派人劝降。第一次派熊式辉,第二次派吴铁城,第三次派吴稚晖。熊式辉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把手,吴铁城号称“党国铁老”,吴稚晖更是国民党的“商山四皓”(其他三人为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虽然级别、人物一次比一次硬,但老杨还是不答应。最后遭致枪决,通奸在案的罗绮园也被枪决。

老杨被干掉之前,还曾写诗一首鼓励老罗勉作“完人”。诗曰:“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金。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上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要不怎么说老蒋很看重杨匏安呢,都死到临头了,诗中还连续用典两处。老杨要求罗绮园做张俭,不要做褚渊。应该说老杨肯定是不知道老罗跟胡章原老婆有一腿的事,否则绝不会用褚渊这个典故,这简直就有点骂人了。褚渊字彦回,南朝宋、齐禅代之际的大名鼎鼎的老高层,褚渊虽然有负于宋明帝“托孤之重”,却在私人道德上颇有模样。宋前废帝刘子业执政时,刘子业的妹妹山阴公主看重了褚渊这位老姑父,想跟褚渊睡一觉,褚渊硬是不答应,刘公主用了不少办法,愣是没奈何褚渊。而罗绮园则是主动投怀送抱,跟褚渊相比简直天壤之别。所以,老杨一定要求老罗别学褚渊“叛变革命”又怎么可能做到呢?

罗绮园被枪毙后,“通鉴”的事自然也被组织上知道了。于是便给开除党籍,变成了党外人士,大名叫“叛徒”。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有党史研究者为老罗喊了一嗓子冤,说这次大规模被捕的事情不是罗绮园造成的,而是胡章原所致。因而说老罗出卖杨匏安不准确。“伯仁虽非我杀,却由我而死”,老罗没有直接出卖老杨,但他的通奸直接让老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也是事实。顺便说一句,与老罗通奸的女性同志叫陈玉英,原名陈筱梅,2009年出版的《纵横》杂志上给人家改名叫“陈小妹”,可惜叫错了。陈玉英当时化名王玉英,在上海西安路206号住处被擒。日后释放,五十年代先去香港,后至台湾,只是不知晚年是否回忆过一段床第之欢竟然要了两个省部级领导同志的性命。

2.康生通奸事件回放

“五四运动”前夕,北大的一些学生首脑便已开始蠢蠢欲动。其中著名者如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组织了一个“学生救国会”。伟大领袖生前曾将政治斗争总结为两句话:“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而“学生救国会”自然也难逃这类窠巢。甫一成立,就很快南下北上串联奔走。1918年暑期,许德珩衔命到天津、济南、上海、武汉各地同学生头头会面。据多年以后完成的《许德珩回忆录》透露,老许在济南结识了一位名唤张三洗的齐鲁大学的学生,其人当时已然是济南学生运动的领袖级人物了。

张三洗本名张宗可,字少卿,他一生中还用过诸如张叔平、张沄(又作张耘)、赵云、赵容等,但都不如他于1933年在苏联起的化名更令人谈之色变—康生。在康生的一般性传记中很少人提及“张三洗”这个名字,事实上,“张三洗”是康生一生中若干化名里最为敝帚自珍的一个。何谓“三洗”,早年的康生将其解释为“洗心、洗脑、洗精神”,延至晚年,康生又将其解释为“洗脸、洗脚、洗屁股”(康生患有痔疮,后用温水坐盆的方式得以缓解,因之,康生戏称“洗屁股”)。康生生父兄弟三人,均有“堂号”,老大曰“北树德堂”、老二曰“南树德堂”,老三曰“宝善堂”。康生本人也有一个“堂号”,即“三洗堂”,他曾自谓“三洗堂主人”或“三洗堂老人”。

1965年10月9日,康生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自陈参加过“五四运动”,并因此同“地主家庭”“决裂”云云。后来康生臭了,这段历史受到党史教科书编撰者的质疑和否定。且不论康生是否参加过“五四运动”,仅就许德珩南下北上会晤的学生代表的名单【天津张泰来(张太雷)、郭隆真;武汉恽代英;南京林祖烈(林伯渠弟);上海张闻天、沈泽民;济南张三洗】来看,康生的响当当的程度已经不低了。

在齐鲁大学读书期间,康生结识了一位好友兼战友,大名叫李松野,别号“东歌”(取义辛词“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康生在山东家乡同陈宜结婚,李松野也找了一个女伴,大名叫曹文卿,曾用名“曹蕙芬、曹淑英”等,还有一个曾用名叫曹轶欧,这也是大名鼎鼎了。

曹文卿有位妹妹,叫曹文敏,后来化名苏枚,成为中共党史上一位颇为有名的女性,她的几任丈夫都在党史上有相当影响。李松野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康生也在上海。李松野昼伏夜出,她的老婆曹轶欧也不甘寂寞,很快与康生打得火热。“朋友妻,不可欺”,康生因为宗奉主义,早已不把这样的“陈词滥调”放在眼中,康生的春风度过了曹轶欧的玉门关的同时也被李松野撞个正着。康生是李松野的上级领导,李松野愤怒异常,转而投奔国民党,改名叫李应臣。

李应臣回转山东,担任山东省反日会主席,在一次偶遇中,他意外地发现了曹文敏(苏枚)的踪迹。适时,曹文敏已经改名叫曹更新。【今人清秋子所著《国士牟宜之传》第181页转引中共临沂市委党史史志办提供的史料中称苏枚为曹根心有误,应作曹更新】李应臣就此做通了苏枚的“工作”,一举抓获了包括苏枚的丈夫刘晓浦(省委秘书长)在内的多名组织要人,包括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刘谦初、郭隆真等。被捕入狱的这批人除开苏枚,其余的均被枪决。刘谦初的妻子张文秋后来回忆说苏枚自首脱党,但却在康生的“庇护”下重新入党。

苏枚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厄运却并没有结束。她嫁给了另外一个长期从事锄奸等项秘密工作的头头楚文。楚文是广东汕头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前期担任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1935年7月,陈云秘密从长征途中返回上海,就通过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找到楚文,由楚文安排陈云住在朱军的楼上。不久,苏枚、楚文按照组织的要求前往苏联。1937年开始的“大清洗”让苏枚再次成了寡妇。

苏枚从苏联被遣返回国,途径新疆留了下来做中学教师,并结识了黄火青,与之结婚。那时节的黄火青还叫黄民孚,公开职务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会长由盛世才兼任)。黄火青同苏枚在延安时期感情生活很好,所育幼女玛霞两岁时死于缺水,后傅连暲赶到给注射生理盐水,但已告不治。黄火青晚年回忆到此还不无心酸地说:“我每次回家,走上石阶刚露头,她一见就叫起来‘爸’。……这孩子如果还活着,已经40多岁。”遭遇了连失两女(苏枚同刘晓浦育有一女,出生后送人抚养,故苏枚不知其下落)的苏枚偏偏在上厕所的当口碰到了土崩滑坡,右臂当即骨折,可谓祸不单行。

1946年5月,苏枚在张家口产下一子,名苏涵。随后被时任中共热河省委书记的黄火青接走。在此前后,黄火青与苏枚的婚姻开始走上末路。黄火青的次子黄毅诚到冀察热辽分局党校没几天就听到了关于父亲黄火青同继母苏枚不和的传言,并说黄火青和另外一位延安女子大学出来的女同志很要好。作为人子的黄毅诚还去看了继母苏枚,劝告苏枚:“你无论如何也不要离开这里到别处去。”事后多年黄毅诚说:“因为我知道,舆论和组织上都是支持她的”。可是,苏枚在气头上还是走掉了。黄毅诚回忆道:“父亲(黄火青)可能也希望她离开这里……。”苏枚走了一段又折了回来,没做成贺子珍第二。然而,二人的婚姻终于完蛋了。1948年10月,黄毅诚再次看到老爹黄火青时,老黄告诉儿子,他和马新结婚了,苏枚回了山东。

重返山东的苏枚自然又与姐夫康生、姐姐曹轶欧见了面。在有关康生的传记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有关康生与苏枚通奸的记载,但究竟本从何来则从未见过明确的史料源头。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指五十年代在杭州,因康生与苏枚的奸情被曹轶欧撞见,苏枚羞愧难当以至于跳楼自杀未遂。关于苏枚跳楼一事,凌云在回忆文章中予以证实,可凌云并没有谈及此次苏枚跳楼的起因何在。另有康生秘书沙韬的战友王涛江之子撰文于《百年潮》上的回忆文章也证实苏枚跳楼,至于起因,该文只说:“康生夫妇为是否带苏枚一起走的问题发生了口角,苏枚与曹轶欧之间也发生了争吵,苏枚为此还哭肿了眼睛。这之后,苏枚的情绪很不稳定,结果发生了苏枚跳楼自杀事件(但未遂)。”不过,该文中有一段也颇耐人寻味:“1950年5月,康生又想到杭州去疗养。走之前,康生提出,孙医生、沙韬把他送到杭州后即从杭州返回,秘书工作让曹轶欧的妹妹苏枚来做,但曹轶欧不同意,尤其反对让孙医生离开杭州。康生夫妇为身边工作人员走与留的问题闹得很不愉快。”如果康生真的与苏枚有染,那无疑是党内通奸历史上比较难得曝光的“双飞”故事了。

1967年4月6日,任职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的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身后掀起轩然大波。“苏枚被谋杀案”搅动大批人被关押、受刑以至于被打残和逼疯。苏枚死后不到一个月,黄火青即写诗一首缅怀前妻,诗曰:“天山冰峰泪成河,延安道旁寒风号。病中幸逢痛永别,苏儿长成堪自豪。”苏枚一生四次聚散,所嫁丈夫如刘晓浦、楚文死于非命;如黄火青、张鼎丞在她生前最后片段或看管或卧床,其人凄怆一生多少可以折射出革命的本来面目。苏枚有子苏涵,也和苏枚一样,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苏涵育有一女,名苏知涯,如今也年近四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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