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元裕:抱怨面饼大小跟睾丸一样 黑的跟狗屎一样 被判刑

〝右派〞们的遗骨被后来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这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像的〝右派〞苦难史。

夹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冻间,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很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说是〝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

但是,毛泽东说〝与人斗其乐无穷〞,1966年又发动了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剩下的右派也没有几人活下来的。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吧。

这是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2003年,作家杨显惠用《夹边沟记事》一书,翻开了这段历史的一角;今年2017年,恰逢〝夹边沟事件〞60年,我们再把10年前《南都周刊》记者重返夹边沟记述的故事拿出来,为的是反思悲剧的根源。

重返夹边沟

〝右派〞们的遗骨被后来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夹边沟的石头看上去圆滑,却摸着硌手。时光倒流几亿年,这里曾是幽暗鬼魅的海底。造化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力量将此地抹为无垠荒漠。

50年对于这里太过短暂。长风猎猎,巴丹吉林沙漠的黄沙一遍遍抚摸着这片土地。半世纪前三千〝右派〞在这里战天斗地,如今这一切均被岁月消磨得不见踪迹。只剩几棵倔强的沙枣树挺立风中,彷若古战场上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节,总有人来到此地烧纸磕头。有人哭得呼天抢地,扶不起来。临了,掬一把黄土含泪离去。他们的亲人长眠于此,但谁也不知尸骨埋葬的确切位置。当死亡大规模来临,尸体拿床单裹住,麻绳一捆,抬上马车。一车十几个拉到沙包,几锹刨出个坑,草草用沙子盖住。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埋人者的习惯是,最后多挖一个坑,留给下批送来的人—有时,也可能是自己。

《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份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

〝右派〞们的遗骨被1969年后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当年的痕迹

从酒泉市区出发,出北门直奔东北方向,行车半小时即到夹边沟林场。1957年10月开始,〝右派〞们背上行囊,从甘肃兰州等地乘火车到达酒泉城。那时,绿皮火车从兰州搭载着〝右派〞,一路晃荡20个小时才能到达酒泉,50年过后,这段路程缩短到9个小时。

2010年10月,河西走廊的第一场雪赶在冬至前早早降临。走在雪水滋润过的沙地上,那种绵软给人一种不真实感。林场如进入冬眠般静得出奇,耳边只有树叶飒飒落下,无可奈何砸向地面。初冬的霜降打蔫了路边成片的向日葵,它们如僵尸般毫无生气。阳光凛冽,映照这片青灰色的世界,一时间彷佛时空凝滞。

夹边沟农场虽属酒泉市管辖,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县。在它的200多公里外,是庞大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庞大的航天城相比,夹边沟是不起眼的小村庄。

夹边沟本是村名。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人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1954年,甘肃省劳改总局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开办国营劳改农场,后来改为就业农场。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改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在此后的三年中,夹边沟农场成为接纳甘肃省〝右派〞的劳教农场。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大规模〝反右〞斗争。

1958年过年刚过,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后来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说: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份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份子、坏份子。

甘肃省何以将大批〝右派〞送往贫瘠而寒冷的夹边沟?《经历——我的1957年》作者和凤鸣认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份子予以处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右派〞在夹边沟的劳动究竟是何种强度?一位林场干部王柱华说,夹边沟是严重盐硷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须挖出纵横交错的排硷沟。硷水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极大。大冬天〝右派〞们站在硷水里,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当于现在大型五六十吨的车。〝依现在看,劳动强度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来的不是一般人

1958年,画家、诗人高尔泰一路上想像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开始了夹边沟的生活。

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周惠南也在这年和弟弟一起被送到夹边沟。〝不就是看我反不反党么?〞他说自己心里有底,〝我过来之后要立功受奖,我愿意接受这个考验。〞

1954年9月建档的夹边沟农场《计划任务书》上,记录了农场在1950年代的基本概况:场区地形为一带形低地,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场内岗丘起伏,并有零星沙堆。场内以沙土为主,地下水60%含硷。这里的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有时一年都不降雨。昼夜温差悬殊。多风,最大达到八级。

很多人都觉得,最多半年就会回家。34岁的刘光基在自家单位甘肃省建设局里一句话没说,却被定为〝对‘右派’言论喜形于色〞送到夹边沟。但他看〝来的人不是一般人〞:大学毕业多得很,连长征干部都来了,还有各单位的专业干部,兰州大学的校长等等。〝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起码三年。最后算得还真差不多,3年零20天。〞

为防止自杀,所有人进来时都要接受搜身检查。兰州陈宗海当年只有21岁,当农场管教干部扒开他的衣服让他交出刀具和财物时,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就是要提醒你放明白一些。〞

对于从各地奔赴而来的〝右派〞们而言,夹边沟的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行伍出身的管教干部眼里,他们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份子。

管教干部告诫他们: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要好好改造,改造好以后还要继续工作。怎么教育呢?对方答:你们都是有文化的,自己教育自己。陈宗海想,那我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跑来这里干啥?

果然有人自杀。完不成任务要扣饭扣馍,〝右派〞多是知识分子,不愿受辱,也不愿落在别人后面。有人夜里出去上厕所,吊死在树上。

不值得。刘光基对自己说,你自杀,人家还说你畏罪自杀呢,反倒给家里带麻烦。要活着,咱们走着看;陈宗海也想,何必呢,同志,大不了两三年就过去了,不过〝后来一看,死了那么多人还是他死得舒服,免得受这么多苦。〞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得起床。起床后路过一排排房子去食堂打饭,大锅里的水煮成了咖啡色,萝卜叶子泡在里面,拿出来一洗,剁碎,掺和进苞谷面或其它杂粮面搅拌。〝右派〞们管它叫〝糊糊〞。晚饭和早饭一样。中午饭通常是苞谷面窝头或者高粱饼,有时也有拳头般大小的白面馍头,早饭时给每人发一个,让带到工地上吃。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后来又降为20斤,最少的时候,降到15斤。

陈宗海觉得难以下咽,但他不敢跟家里人写信。所有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有个人在信里跟家里抱怨面饼大小就跟睾丸一样,黑的就跟狗屎一样,后来就给判刑了。吓得陈宗海从此在家信就两句话:父母大人你们好,我在这里很好。

一下子绝望了

在农场的大力鼓动和一种莫名的戴罪立功集体心理暗示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们表现出空前的劳动热情。陈宗海一天半夜一个人下地翻到天亮,加上第二天干了一整天,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得了个全场第一。

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记载:农场组织劳动竞赛,将长城的土抬到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一组将满土筐抬来,另一组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组,然后,返回再将空筐拿到始点,再抬上满筐跑步送到终点。任何一组都会影响全队发挥,各组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丝毫懈怠。但摘帽的诱惑让人们斗志昂扬,哪怕有人在这样疯狂的消耗中累到大口吐血。

1959年春耕以后,当口粮降到每人每月40斤,慢慢降到24斤,农场开始饿死人了。所有人都希望能在1959年的劳动节那天摘掉〝右派〞帽子。但此时的〝右派〞们仍然希望在〝五一〞节那天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

〝五一〞节那天,〝右派〞们兴冲冲地参加大会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张鸿书记宣布摘掉3个〝右派〞份子的帽子,且不让回家,留在农场就业。这个晴天霹雳,让所有人一下绝望了。

这年过年,连续三天场里干部来跟向大家拜年,〝右派〞们怨声载道:不就是不让人睡觉嘛,听听说的都是什么话——增加知识,鼓足干劲,在新的一年再大干一场。第一天这么说,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是想让我们在这里扎根么?

刚过来时,陈宗海还带了本《水浒传》,后来就不知扔哪里去了。高尔泰在回忆录中写道: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在夹边沟,吃饱肚子已是奢求,遑论精神生活。刘光基说,哪有心情看书—看书还有啥用,〝右派〞的书都擦屁股或者卷菸了。

不聊天

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份子最为严厉的方式。

作为一种由政府施行的惩罚性的政治处置手段,劳教制度在〝反右〞前已成雏形。1957年8月3日,国务院正式公开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暨南大学〝右派〞问题学者黄勇认为,《决定》在劳教期限和审批程序等问题上都缺乏明确的成文规定,因此劳教在实际操作时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劳教人员往往被当成专政对象来对待。

多年后幸存〝右派〞们重逢聊起当年,皆说劳教干部对待〝右派〞用的是对待劳改犯人的办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将〝右派〞捆得皮开肉绽;安排高强度密度的劳动,使劲折腾不让休息。陈宗海记得夹边沟还组织过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谊舞会。某年〝五一〞节,劳教干部把〝右派〞们都叫起来,不管会与不会,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滩上乱扭一气。

每晚还要开小队会学习,十人围坐煤油灯下,轮流发言。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检举别人,谁磨洋工假装大便到工地外蹲着,谁有不满情绪踢倒了石灰在线的小木牌。说到熄灯哨响,各自睡去。

同为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也不敢贸然结交朋友,甚至与人交谈。每个人都害怕在这里再被检举揭发。周惠南说,每天劳动之后回来就休息,互相之间不谈自己的问题。也不愿问别人问题,只是怕引起政治上麻烦。〝遇到一个人都会在想:他会不会出卖我,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往上爬?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人。〞

夹边沟易守难逃。尽管这里并没有重兵把守,但多数人仍没有能力从茫茫荒漠中逃脱。劳教之初的伙食尚能基本保持体力,但此时〝右派〞们多幻想认真改造早日摘帽;等到幻想破灭时,他们又已经吃不饱,没有足够的体力支撑几十公里的逃亡。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未完待续)

相关标签:夹边沟    右派    文革    石元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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