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真相 周恩来策划多年 毁了几代人(组图)

1970年代,上海北火车站知青专列

知青运动远去,知青研究渐热。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乃“知青学”集大成专著。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失》著所引参考文献,外文也比中文热闹。

知青运动距今已四十周年,按说应该出现“知青学”专家与集大成专著。然而,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栓系文革,而且钩挂红色意识形态,牵扯着赤左学说的价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马列之旗还是中国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这场运动肇始者还享有“三七开”的政治豁免权,“知青学”就无法在寰内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展开,就必须“宜粗不宜细”与“淡化处理”。这场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的运动,居然从未跻身国家课题,白白“让”与人家老外。《失落的一代》可谓生逢其辰,觑着其时。

周恩来早已策划三千万知青下乡

大陆“知青学”也出现一些台阶性成果,但均属初级阶段的数据性归扫,由于民间行为,所录数据大多局限于下层个体亲历,即便涉及宏观整体,亦受“必须克制”的局限,尤其面对出版严审雄关,作者本人就“自觉”过滤掉不少数据。失去数据等于失去准确判断的前提,谁都明白此间“厉害关系”。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在于它对大量原始数据进行全面系统地归纳梳耙,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

笔者也是知青(乡龄八年),一直关注“知青学”,但《失》书中一些数据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若非读到此著,将终身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信息。如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我从《失》书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一九七九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上山下乡在一九八○年被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一九七九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子,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

为维持“安定团结”,政府必须在上山下乡问题上言行二元化。一九七八年李先念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决不能承认政策错误,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尚有八十万知青永留农村

《失》书提供了一系列数据:八十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一九八○年仍有十五点五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四十三万。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一百多万,技校生减少二百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

为安置知青,国家投资每人五百,农村插队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农场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内蒙昭盟送知青下乡人均每年一千元,相当于中级干部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队工厂一千三百元,进乡镇企业仅需五百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儿。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引发对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据港府统计,仅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万大陆青年逃港。真是何苦来哉?!

《失》书分析深刻,言大陆学人所不敢言: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共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页25)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

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你提供平台。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一飘飞叶。一千八百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毛泽东这些“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知青成傻青。

文革后只有四十三万九千知青进入大学,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总数不超过百万。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万知青的个人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走向民主的五四回到原点。从五四走来的中共,竟托起毛泽东这位红色大帝,实在是全体中国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体耻辱。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集体理性哪去了?文化的过滤功能哪去了?怎么会让封建专制如此整体还魂?难道一句“历史造成的”,能够避开文化追责吗?为什么会由我们东方人(包括东欧)为一项西方学说集体埋单?为什么我们对赤左谬说只能“实践而后知”?

至今还有老知青愚呼青春无悔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浑然不知上山下乡运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价值,仍在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作家张承志甚至宣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稍感遗憾,《失落的一代》未对这一“老知青现象”展开深入论析。

不过,有始必有终。知青下乡乃是标准的饮鸠止渴,上山下乡是赤左学说在红卫兵一代身上崩溃的起点。上山下乡使他们走近现实,也就同时使他们认清什么是反现实。知青成为结束文革的主力军。一九七八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请愿成为最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迫使中共“认清”不发展经济必然带来的政治后果,从而推动“工作重心的转移”。

千万知青如今“人还在,心未死”,成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坚定的群体。各地知青不断出新闻,如香港知青协会于二○○八年成立,协会任务之一即“传承中国知青记忆,独立表达自己的历史”,六月六日该会在北角举办“知青史研讨会”,潘鸣啸、欧阳因(译者)、寒山碧先生到会。老知青、儿童文学家周蜜蜜“爆料”:当年粤北农场一些知青晚上关灯集体性爱,她的工作就是陪怀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产;一对知青因恋爱被抓,军代表召开批斗大会,逼他们“表演”性爱经过,这对苦命鸳鸯连夜逃上山,告别生命,以死抗争。在大陆,政府至今仍需为这场运动埋单,如两万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为“同等待遇”请愿,“知青现象”还在延续。“知青学”必将持续走热。对国内老知青来说,总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处理”。再不抓紧抢救第一手资料,再不深化认识这场“带着体温”的运动,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一个隔着千山万水的法国人(尽管是中国女婿),比我们还“热爱”知青,还了解知青运动,走在我们前面,终究让我们有点撑不住。毕竟,知青学是我们的“门前雪”呵!

2009-10

法国汉学家潘明啸(右)研究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学术著作《失落的一代》

相关标签:共产党真相    知青    周恩来    下乡    文革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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