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学历任清华教授,”三百年来第一人”晚年凄惨

1927年6月2日晚,清华大学南城府街的刚秉庙,夜色凝重,一代大儒王国维的灵柩停放于此,一群年轻的学生站在灵前,含泪行三鞠躬礼。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教师来到门口,眉头紧蹙一言不发,走到灵前“咚”的一声跪下,行起了三跪九叩大礼。

这位中年教授叫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傅斯年称之为“三百年来唯一人”。这也是陈寅恪一生之中第一次当众下跪。

两年之后的夏天,清华国学院停办,为了纪念王国维,该院募款为其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碑面由梁思成设计,碑文则由陈寅恪撰写,文中写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既是对一位已逝大儒最好的盖棺定论,也是对陈寅恪自身治学旨趣的坚守与独白,而陈寅恪一生的风骨与悲怆也将与这句话紧密相连。

三代英才,洵不多见

1890年7月4日,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他的祖父陈宝箴,是少见的实干型政治家,眼界开阔,敢于变革,未出道时就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官拜湖南巡抚,是维新变法时,唯一响应中央的地方巡抚。

他的父亲陈三立,则是晚清著名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称之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陈三立已85岁,却仍在梦中狂呼“杀日本人”,最后忧愤绝食断药而死。

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传承、重渊源的国度里,这样的出身足以让人望而却步、肃然起敬了。

然而,作为官三代的陈寅恪来说,却依旧是光彩照人、风流丝毫不输先人。

真正的学问家

由于家学渊源藏书丰富,陈寅恪自小就得到了良好的古典训练,旧学根基很早就已确立。虽然出身于官宦家庭,陈寅恪的父亲却不主张儿子科举应试,求取功名,而要他们受西式教育,接受西洋知识。

从1910年开始,陈寅恪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留学生涯,先后求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前后十六载,仅语言就掌握近20种。

曾有学生问唐筼(陈寅恪的妻子):外传陈老师懂三十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

唐筼说:其实没有这么多,也就十七种而已。

是啊,也就十七种而已。

最令人惊叹的是,陈寅恪留学十六年,却没有考取一个学位。陈寅恪不以为然,“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他是为学问而来,不是为学位而来。

每天一早,陈寅恪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整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在饭店吃饭时,每次都叫最便宜的炒腰花,别人以为他爱吃腰花,后来才知道,不过是为了省钱而已。

以陈寅恪的家境而言,是不用愁吃愁喝的,他却用省下来的钱都拿去买书了。常常是“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已充橱盈笥”,不但自个买,还劝别人买,结果身边的同学也按捺不住,跟着出大血本从书店搬了几橱回来。

其用功可想而知。

难怪杨步伟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狮子。”

清华学苑多英才

1925年秋,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进行大学改制,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并听取胡适建议,采用宋、元书院时期的导师制度,由吴宓担任研究院主任,聘请大师,主持筹备事宜。

第一位延聘的导师是王国维,清帝国最后一位帝师,左手叔本华,右手甲骨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学者,这第一把交椅,王国维当之无愧。

第二位导师是梁启超,掀起巨浪滔天的时代风云人物,学界有言:“太炎为南方学术泰斗,任公(梁启超)为北方学术界的泰斗。”其影响自不用说了。

第三位到校的是赵元任,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号称“汉语言文学之父”,也是不错。

还差一位,梁启超推荐陈寅恪。

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又问:“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火了:“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价值。”

曹一听,不再犹豫,请。于是就有了后来清华园“四大导师”的传奇。

是年隆冬,陈寅恪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驶往东方故国的邮轮,来到了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开始了他传道、授业、解惑的传奇人生。

这一年,陈寅恪37岁。

“三不讲”教授

陈寅恪上课非常有特色,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书上有的我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讲过的我不讲。”人们称之为“三不讲”教授。

有人不信,后来发现陈寅恪确实是纵横古今、贯通中西,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时,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都讲得一清二楚。

于是,就有不少教授慕名前来听课,包括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

吴宓更是陈寅恪的忠实粉丝,几乎是风雨无阻,每当陈寅恪上课的时候,他就拿个小本子,坐到教室的最后排,像个小学生,抬头看老师,低头做笔记。

上完课后,陈寅恪问吴宓,我讲得对不对,吴宓连忙点头应答,对的对的。

连远在城内沙滩的北大学生也成群结队,穿过西直门,慕名跑去偷听。那时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常有土匪出没打劫,甚至不惜杀人越货,铤而走险。

即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意冒险出城,常常是人手拿着木棍铁器成群结队而行。于是,就有了这样奇特的一幕:在陈寅恪上课的教室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兵器”。

这才是真正的求知年代。

听过陈先生课的季羡林回忆说:“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光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所以郑天挺称陈寅恪为“教授中的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拿四百块的工资

就连民国狂人刘文典也对陈寅恪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清华大学里,沈从文只配拿四毛钱的工资,朱自清可以拿四块,他刘文典可以拿四十块,而陈寅恪可以拿四百块。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刘文典之邀出考题。陈寅恪的题目却非常的“简单”:除了一篇命题作文之外,只要求考生对一个对子,对子的上联却只有三个字:“孙行者”。

陈寅恪的试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论,绝大多数的报刊认为,时代如此进步却还用这种传统古老的方式,简直就是食古不化,开历史的倒车。

陈寅恪不以为然,对对子才是中国传统语言特色的精髓,是中文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独特之处,哪怕学问再高,不懂本国语言的精髓,也不过是隔靴搔痒罢了。

而陈寅恪游学国外十多载,精通外语十多种,可终其一生,都坚持用文言写作。

事实似乎也印证了陈寅恪的先见。

看似“简单”的问题,绝大部分的考生却都交了白卷,只有一个考生的“祖冲之”得了满分,他叫周祖谟,后来成了著名的语言学家。

而陈寅恪心目中的最佳答案是:“胡适之”。

近死肝肠犹沸腾

只是,命运之神却并不喜欢眷顾这样的英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中国的知识分子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没有几净窗明的书斋,也容不下从容缜密的研究。

此时,陈寅恪正奔波于父亲的丧事之中,国恨、家愁交叠而来。他的右眼也因急火攻心而导致视网膜剥离,必须及时手术,不可延误。

但做了手术,就必须修养一段时间,一修养就恐难逃出日本人之手。

几经思虑,陈寅恪放弃手术,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待“七七”守孝期满,便拖家带口,离开北平。

最后还是友人帮忙,将陈氏一家从火车的窗户口拖将上去,才有幸赶上南下的火车。

到达西南联大后,陈寅恪右眼已失明,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而托运的书籍也在长沙悉数毁于战火。

即便如此,陈寅恪依旧通宵达旦、备课写作。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陈寅恪在一间透风的茅草屋里,就着小板凳,对着一口大箱子,写下了著名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字字珠玑,足以藏之于深山。

行止两难,进退维谷

1939年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院的职称,牛津大学亦聘请其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专职教授,并为其配好副手,虚席以待。

陈寅恪两度辞谢,但考虑到英国先进的医疗技术或许能为其眼睛提供一丝希望,陈寅恪才答应就聘。

这年暑假,陈寅恪携家人前往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却不料欧洲战火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

在给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这样写道:“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住,不知兄何以教我?”

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次赴香港等待机会,刚到香港,中国驻英大使却发来电报,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

恰在此时,日军切断了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昆仑关失守,回去的希望也被打破,陈寅恪被阻香港,进退维谷。

第二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同日,日军进攻香港,香港失守。

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要员和学界名流,国民政府派飞机抵达香港。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议,国学大师陈寅恪当之无愧地排在了“抢运之列”。

当陈氏一家于兵荒马乱中赶赴机场时,却被一大批保镖无情地挡在了圈外。

阻挡者乃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和二小姐孔令俊,仗着权势滔天、人多势众,正从容地指挥随从将自家的洋狗、家私,甚至私人用过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然后强行起飞,消失于烟雾弥漫的天空。

甩下一群学术名流于凄风寒雨中悲愤交加、捶胸顿足。

两小时后,日军进驻机场。

被困香港的陈氏一家,生活状况堪忧,“食粥不饱,卧床难起”,而香港与大陆之间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

比这更可怕的是,还有陈璧君之流派人前往陈家,威逼利诱,企图说服陈寅恪到日伪区任大学教授,被陈寅恪冷冷拒绝。伪港督还拿出20万的军票让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刊物,陈寅恪再次拒绝。

威逼利诱不行,就大献殷勤。

日军知道陈家生活艰苦,便立马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宪兵往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饿死,也绝不摧眉折腰。

最后多亏了刘文典、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为陈寅恪筹集经费,又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九死一生,终于返回大陆。

1944年12月12日的清晨,陈寅恪睁开双眼,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了。

日暮苍山远

1948年北平的冬天,阴云密布,寒风萧瑟,一场改朝换代的世局嬗变正在进行。12月15日,一架直升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游走于政学两界的北大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国民党“抢救学人”运动的序幕。

和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陈寅恪以及他的一家,以陈的学术造诣和地位,足有资望成为第一批离开北平的学人,这一年他五十八岁。

飞机在南京降落时,蒋介石亲自接机慰问,并劝说陈寅恪去台湾。

陈寅恪婉言拒绝,对于国民党抗战时期意欲控制学界的做法,他深恶痛绝。1949年1月20日,陈寅恪接受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盛情邀请,来到了潮湿热情的南国校园。

第二天,岭大学报刊出重要消息:“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牛津大学聘为正教授”“驰名海内外……”评价之高,甚为少见。

国民党却一直都没有放弃劝说陈寅恪离开大陆的想法,9月份,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甚至拉着财政部长徐堪,亲自向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劝说陈寅恪去香港,并许诺:“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十万港元及新洋房。”

陈序经当即回答:“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房子给他住。”

陈序经的话并非一时冲动,对于“三百年一出的人才”,陈序经看的比什么都重,陈寅恪在岭大的薪水无疑是最高的,甚至比很多教授高出两三倍。

在后来的中山大学,还流传着这样一件轶闻:

某次陈序经于陈寅恪同乘一辆小车进城。恰逢走到某处司机要倒车才能绕行,陈寅恪忽与陈序经打趣:“陈校长,快捷如小车有时要倒到车才能跑得快,你的全盘西化怕也要倒到车喽。”陈序经闻言只是笑笑。

只是,这样的好日子却并不长久。

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成立历史研究所,包括上古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拟任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三所的所长,此时的陈寅恪已在潮湿热烈的岭南重新构建起独立自由的学术世界。

陈寅恪的学生汪篯主动请缨,以“使者”的身份,带着满腔的热情以及接受了新思想的喜悦,南下劝说陈寅恪重返北京就职,汪篯以为他的这次行动志在必得。

11月21日晚,汪篯将郭沫若、李四光的两封信转交给陈寅恪,并说明来意,还用一种“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劝说陈寅恪跟上时代的步伐,北上就职。

陈寅恪不敢相信这个自己曾经十分欣赏的学生,竟会用这种充满了“时俗”的口吻来“教育”自己。于是勃然大怒,对着汪篯吼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第二天早上,陈寅恪作出了答复,由唐筼执笔书写,让汪篯带回北京,答复中提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对当时来说,这样的话简直就是惊世骇俗!

陈寅恪的助手劝他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倔强地说:“我没有必要说假话。”

助手问:“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

陈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汪篯的谈话显然激怒了陈寅恪,原本寡言少语的陈寅恪却意外地连续两天,“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骂得是恣意酣畅,痛快淋漓。

而历史似乎也证明,那些陈寅恪所评点的一些学人在以后痛苦不堪地人生道路上,似乎越走越远,原本的坚守与初衷早已淡然无存。

遗憾塞乾坤

陈寅恪以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陈寅恪属于后一类,既是贤者,也是拙者,这样的人,注定是沉沦不遇,难为时代所容。

从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便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交代,因其对“反对人民、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被“造反派”和校方屡屡勒令重新补充交代。

1967年4月2日陈寅恪递交了一份声明,声明中写道: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从始至终,陈寅恪都没有诋毁过任何一个人。

然而,如此“顽固恶劣”“不合作”的态度,显然是要引起“群众”“愤恨之极”的,在当时编写的一份形势报告中,是这样描述陈寅恪的:

“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国家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却是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一张张大字报很快贴满了陈寅恪的室内,门、床、墙、衣柜,甚至陈寅恪的衣服和头上都被白纸黑墨所包裹,难辨人形,并将屋内可拿之物全部拿走,拿不走的统统捣碎。

造反派甚至想把已经瘫痪在床的陈氏抬到学校大礼堂上,让群众公开批斗,多亏历史系前主任刘节看到,冒死劝阻,以自己代替老师挨斗。

站在批斗台上的刘节,被各种羞辱折磨一番后,有人问他有何感想,刘慨然道:“我能代表老师挨斗,感到很光荣!”

如此“有种”的话,显然激怒了群众,接下来便是一顿耳光加毒打。

陈寅恪虽免此一辱,但造反派觉得这样“不过瘾”,知道他虽然看不见,但可以“听”,便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以听觉达到摧残目的的手段,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陈寅恪地床前。

美其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书中回忆道:

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

一个连牛津大学都愿意虚位以待的大学者,在最后的日子里,却连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尊严都没有,只得苟延残踹,屈辱地等待着死亡之神的降临。

陈寅恪的妻子唐筼也在这年夏天因为过度折磨而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两人陷入“生不如死”的境地。

1969年,过年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住了十六年的家,因为“工宣队”看中了这座楼房,要用来作指挥部。一位对陈寅恪晚年甚为了解的朋友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陈寅恪不搬家,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

陈氏夫妇被迫搬到了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此时陈氏已病得连吃一点儿汤水类的“流食”都已困难,瘦得不成人形,有少数亲友偷偷登门看望,见他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11月21日晚,陈寅恪的妻子唐筼也追随九泉之下的丈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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