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梁效阴魂为何依然在神州游荡?(图)

曾担任“梁效”(谐音:两校,实为中共御用写作组)副组长的汤一介(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梁效是谁?或许今天许多年轻人并不知道梁效为何人,但在疯狂的文革时期,梁效是红得发紫又祸害无穷的一个名字。实际上,如今活跃在媒体上的一批网络新贵实际上就是梁效的变种,无论他们以何种面目出现,其扮演的角色都是文革中的梁效,只不过今天的网络新贵更无知更无耻更无德也更无才罢了!

文革之后,善良的人们才知道梁效是北大、清华奉旨组建的秘密写作组,成员均是当时的学界精英,包括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以及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等等文史哲高人。

这些人拼凑在一起,用谎言来欺骗国人来效力于专制极权势力,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公开发表了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从上到下的学习文件。署名梁效的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须优先转载。那些文章常常出现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喉舌的显赫位置,因而当时流行一种“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在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时代背景下,梁效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也是险恶的,对于文革浩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革之后,由于官方并未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梁效的阴魂常常游荡在神州大地。这是中国当代史也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悲剧性的人文事件。梁效“忠诚”祖国和民族,狂热地卷入了宫廷内斗之中,认定党内国内还有很多坏人恶人,而只有他们才是真理的化身!

梁效在那场浩劫到来之时,他们不加思考,当然现实也不允许他们思考,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为歪理邪说辩护喝彩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性缺陷,即从来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更没有基本的良知。

在权贵和真理面前,他们更容易倒向权贵而远离甚至咒骂真理。当一两个骨头硬的知识分子想要独立思考时,不是死亡就是被管制,于是那个非常时期知识分子除了沉默也跟着作恶。

当年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提出知识分子必须人人洗澡、人人过关,其结果是人人告密、人人遭殃!

有文章曾描写这样的情景:“在清华大学,冯先生(冯友兰)已作了几次检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还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待’。金岳霖跑去安慰冯先生,好心劝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先生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向前几步,抱住冯先生。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

他们的哭,内涵应该是很丰富的,或忏悔、或迷惘、或重生。还是同一个冯友兰,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在文革中他建议说:“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这就是明确表明“焚书坑儒”好得很,今天还要搞。冯友兰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们是应该责备他还是应该铲除制造这种语言的环境?

勿庸讳言,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知识分子很难扛得过去。但能不能不主动去配合那些恶人去害人?能不能缄默不语?是的,张志新、遇罗克、顾准毕竟是少数,但主动依附政治陷害无辜的罪恶值得后人彻底反思。

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反思这段历史,对于梁效的问题,北大党委曾给出结论:这些同志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学科研作出贡献。

正是因为从上到下都默认回避这段不堪的历史,才有今天一些人对文革的怀念,也才有梁效之流在这片土地上常常复活。

那些怀念文革的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文革时代没多少腐败”,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官员和平民都付出巨大代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输的灾难。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文革是“有利于自己”的运动,那些文革后出生的群体,因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伤痛,大脑被谎言教育成功“格式化”,更相信文革是一次反官僚反资产阶级维护社会公平的“民主运动”。当然也有人对现实不满和渴望改变,导致“文革幽灵”在朝野拥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

“文革”期间,且不说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在数不清的“武斗”和镇暴中惨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如果真把风调雨顺中长大的年轻人放回“文革”时代,那样的日子恐怕他们连一天都过不下去!怀念让这个国家几乎毁灭的“文革”,只是他们不知道“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

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怀念文革的人,怀念的并不是文革本身,而是怀念文革所代表的时代以及被埋葬在记忆深处的青春岁月,比如知青们怀念下乡时代,不能说下乡就是美好的,美好的原因不是下乡,而是那个时代代表着的自己的青春以及跟青春有关的许多回忆。更多的人怀念文革是因为对文革有幻想,一些人沉湎于扭曲的历史观,对并不遥远的沉痛教训一无所知,进而在无力改变腐败、不公面前,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治等非常规手段来治理社会。

今天,当远离文革的西方文明国家因为害怕犯同样的错误,而纷纷开设文革纪念馆时;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国人却还想重新回到文革,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我们已经错失了很多历史机遇,今天运载我们的是“现代文明最后一敞末班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面是万丈深渊。下一个巨坑就在我们脚下,一旦跌下去就会万劫不复,或者按习的说法是颠覆性的错误。

经济学家、教育家、《资本论》译者王亚南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死前对朋友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前看看这出戏的结局,看看那些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他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巴,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巴。”其实不完全这样,应该是四种人:骗子、傻子、哑巴还有说出真相的人。多数情况是少数骗子骗昏了一群傻子。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傻子把说出真相的人都说成是汉奸、资本家的走狗、卖国贼以及煽颠分子等等。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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